党文化对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影响无微不至，无所不在，海外无论是拥共派还是反共派，无论政治观点如何对立，考虑问题其实都是同一路数。

　　刚出国时颇迷恋香港的反共杂志《争鸣》、《九十年代》和美国的《中国之春》和《北京之春》（最初只有一《春》），看来看去就倒了胃口，觉得和读“两报一刊”也没太大区别。“苏东波”那阵子，杂志上一片鸦鸣雀噪，动不动就引孙大炮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老芦在心里直骂：扯甚么臊，这“世界潮流”到底是怎么个流法，怎么流了几千年还是连一点馊水都淌不到中国来？要不是英国鬼子像宋老三两口子那样上咱这儿来卖大烟，咱们便再过几千年也还是男耕女织，理想境界不是“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便是“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知道“民主”是么生？甚么“民主斗士”，信奉的还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客观规律”，只是把“共产主义必然实现”改成了“民主必然实现”罢了。

　　然而民主志士们就是看不见这些明显的事实和简单的道理，伟大领袖“造反有理”的“斗争哲学”，将他们的智商几乎降成了负值。在他们以为是“顺世界潮流而行”者，其实是逆民心的蠢动。如此折腾，自然要与人民渐行渐远。可笑的是他们碰得头破血流还不自悟，愣是看不出自身陷进去的那个悖论：既然“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您就干脆坐等牛顿的苹果自行堕地得了，当甚么职业革命家呢？

　　但他们就是悟不出自己的荒谬，只敢在心里操人民的娘。借他们个胆子，他们也不敢像老芦这样站出来说大实话，大声宣称民主制度的实现既不是甚么“客观规律”，也不是“世界潮流”，更不是人民自发斗争赢得的，而是一小撮精英志士努力的结果。世上一切理论，从来都是一小撮臭老九发明出来再教会大众的。没有经过教育的大众，借赫鲁晓夫描写核战争中的民兵的话来说，不过是一堆肉。

　　为甚么他们不敢看到这个真理？因为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官定的宗教都是“拜民教”。如同国共两党同奉孙大炮为护国祖师一般，无论是哪种社会都把“人民”当成图腾顶在头上。林肯的名言是“民有，民治，民享”，伟大领袖则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些都是人类发明的最大谎言，而且永远不会被戳穿，因为无论是谁做政治家，都知道民为“载舟之水”的道理，都知道歌颂人民是最简单、最有效的媚俗邀宠把戏，都怕跟人见人嫌的“精英主义”有甚么牵连，只有老芦这样热衷于欢呼“皇上其实精光着沟子”的老顽童，才会忍不住硬要去捅破那层窗户纸。

　　这种“拜民教”第一个教义，是把人民当成了全知全能、一贯正确的上帝。这离历史的真实不知相去多少光年。如果说人民从来不会错，希特勒是谁选上去的？当年的日本军国主义者难道又不代表民意？莫非咱们的大跃进、文革不是人民战争？如果说这些国家不是民主国家，人民受了欺骗、愚弄和利用，那么当年民主的老英在中国卖不成大烟，人民选出来的下院为甚么又要同意开战，开武装贩毒先河？

　　这是从道义的角度说，从利害考虑上说又何尝不是这样？随便举个例子：法航是我见过的最糟糕的国营公司，不但服务第一下流，而且年年亏损，政府早就想把它卖给私人，然而人民就是不答应，因为那就意味着大批人失业，于是政府便只有年年往里贴钱，累得跟咱们的朱总对付“三角债”似的。凡有公有制的国家，人民的智慧就是要和市场经济规律反着来，您说这人民会不会错？

　　其实，“人民”不是甚么看不见摸不着的神物，不过是由像你我这种一个个庸人组成的。如果你我没受教育，必然就是蠢材。一个个蠢材加在一起，哪怕加到十三亿，也不过是十三亿各怀私心的蠢材而已，并不会突然莫名其妙地就成了诸葛亮兼活佛。恰恰相反，没有精英组织领导的一大群蠢材聚在一起，干蠢事、错事、坏事的几率就要大增，因为云集的蠢材特别容易因别人的煽情而冲动，冲动起来又互相传染，连不怎么蠢的材都会给身不由己地卷进去。所以，把蠢材们胡乱集合在一起，就像把铀块堆积在一起一样，会“量变引起质变”，引起“蠢疯链式反应”。这就是“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的正解。

　　卑贱者最愚蠢，这永远是个真理。这不是因为他们天生蠢笨，而是因为社会剥夺了他们学习、阅读和思考的机会和时间。所以，教育引导他们便是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责任。这就是脑体力劳动社会分工的真义。指望体力劳动者有甚么至高无上的“集体智慧”，犹如强迫大腿代替大脑想问题。论“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谁也比不上我党，然而“技术革命与技术革新”的群众运动，从来就没运动出个英国式的工业革命来，只造出了“小土群”、“卫星田”、“车子化”、“滚珠轴承化”、“装帆大车”之类的人间奇迹。

　　这么简单的道理，我怎么也不明白为甚么那些“民主斗士”就是悟不出来，反而以为人民会不经教育和训练，就会自动掌握民主社会运作的那套复杂程序。

　　这“拜民教”的第二个教义，是以为人民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历史当然是人民写的，然而那笔不但是一小撮精英塞给他们的，就连提纲也是精英们事先写好的。群众扮演的角色，和那些刻下《兰亭序》、《醴泉铭》、《多宝塔》的石匠们也差不多。所谓“群众运动”，从来都是精英们运动群众，其操作程序伟大领袖早就讲得清清楚楚了：“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然后再把某种思想灌输给群众，“统一思想，统一部署，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人民只不过是精英意志的执行者，是他们官能的延伸而已。

　　中国社会自身的发展史，有力地批驳“人民是历史发展的火车头”这一媚俗谬论。论人民的数量，从古到今谁也没咱中国的多，然而这么多的人民，两千年下来就愣是没把中国推动一市寸，“百代都行秦政法”一直行到晚清。为甚么？因为精英们设计出来的社会是一种静态社会，而人民就是怎么折腾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掌心，突不破既有模式。直到孙文的党徒和中共去莫斯科学了列宁主义来，用列宁的建党方式训练出了一小撮纪律如铁、意志如钢、百战不殆的精英，组成社会的“神经系统”，发动、组织、操纵了人民大众那些“肌肉”，才以少胜多、以弱敌强地两次征服全国，带来了中国社会的全面变革。这历史当然是人民创造的，但如果没有大脑和神经，人民不过是庞大的一堆瘫痪的瘦肉，体积虽然壮观，却决不会焕发出能量来打人或打铁，只配让镇关西郑大官人细细切成精肉馅子。

　　外国历史又何尝不是这样？美国从头到尾就是一个精英设计出来的“人造”国家，日本的明治维新也是一小撮志士狐假虎威、利用天皇的神威强加给人民的自上而下的改革。雨果的《九三年》中早就说过，如果绞死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那干人，后来也就不会有甚么法国大革命。没有拿破仑南征北战胡打一气，促使欧洲的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民族解放运动又如何开场？就连今天的民主代议制，又何尝不是一小撮精英在那儿代人民而议？

　　精英不但通过人民间接创造历史，而且直接书写历史。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武器是人类改变和创造历史的最强大的工具之一，然而除了古代的大刀、长矛、弓箭、盾牌之外，从来福枪到坦克、飞机，直到原子弹、氢弹、核潜艇、航空母舰，有哪一项是劳动人民发明出来的？希特勒的闪电战不但一度改变了欧洲的地图，而且导致大英那“日不落国”的衰落和美苏两霸的崛起，更导致了战后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而这闪电战的由来，完全是一个英国军事学者提出来的理论。

　　破坏如此，建设又何尝不如此？过去那些科学家不说，如今代表现代生产力的，不是甚么已经消亡的无产阶级，而是实验室里那些穿白大褂的臭老九。现代的信息产业革命和生物产业革命，已经、正在、还将给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深不可测的影响，这场革命又与工农大众有甚么相干？

　　当然，不是说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中一点作用都没有，这种作用非常大，古人早就作出了“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归纳。当然，这结论和老祖宗许多别的归纳一样，有失偏颇：朱全忠那个禽兽得天下靠甚么民心？辫子兵呢？不过，它还是含有许多真理。准确地说，我觉得，“人口众多”和“地大物博”一样，都是一种资源。

　　伟大领袖把这一点参悟得非常透彻。他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甚么人间奇迹都可以造出来。”伟大领袖这里的着眼点，和西方人道主义者完全不同。他不是把人命看成是世间最宝贵的东西，而是把人民看成是潜力最大的资源，是最有价值的工具。说得刻薄些，他对人民的歌颂，如同大车老板称赞拉车的健骡长了一身好膘一样。不幸的是，客观说来，在很大程度上他是对的。无论在东西方，人民都是被政治家们作为一种政治资源来看待的，只是利用的方式有别。民主社会是把这种资源开放给所有的政客们，让他们像阿拉斯加的淘金者们一样各显神通，去把自然资源化作自己的本钱，谁“淘金”的本事最大，谁便能当总统。而独裁社会则将这种资源垄断起来，不许别人染指。

　　“拜民教”的第三个迷信，是以为人民会天生欢迎民主自由。其实，卢梭早就说过：人民一旦丧失自由，就再也不会觉得自由可贵。人民总是短视的，只看得到眼前的既有利益，决不愿“现钟不打打铸钟”，为着政治家许诺的未来的好处轻易放弃手中抓住的那只鸟。如果你问人民：舍自由而何求？答曰：白面馍馍！

　　在面临重大改革时，普通人民总是忧心忡忡，对未知的未来深怀疑虑而对现状充满留恋。当年俄皇亚历山大二世解放农奴，那些“灵魂”们竟因失去主子而痛哭失声。八十年代中国农村实行大包干，我亲眼见到许多农民热泪横流，以为从此拆了金桥，只有讨饭的份了。对砸铁饭碗，我的工人朋友没有一个不骂娘的。如果民主自由代表着更多的风险和机会，大多数人只会拒绝，只有他们尝到甜头时，才会真心地拥护社会改革。以为人民会自发喜欢民主，这种春梦只有对人民毫无了解的臭老九才会做。对愚民来说，自由使人害怕。

　　老芦在此痛诋“拜民教”，不是想拆中国民主事业的台，而是想探讨在中国实行民主的路。民主制度的优点，不是林肯的“三民”鬼话，而是权力的分散与制衡，它从根本上保证了社会的廉洁，并为社会各阶层的利害冲突提供了谈判桌与达成妥协的手段，使得社会上各阶层的利益都得到适当照顾。它不但在道义上是正确的，从功利的角度上来看也是合理的，但其本身并不能保证为繁荣所需的经济自由和物质条件。不幸的是大多数中国人却把它看成了是富国强兵的魔术武器，以为那是点石成金的手指头。而民主志士不是口蜜腹剑的伪君子，就是“拜民教”傻子。在我看来，这就是中国民主社会如此难产的原因之一。

　　解决这个难题的正确途径，在我看来，还是必须造就一批真正的民主志士，既不把民主事业当作为自己谋利的冠冕手段，又不天真到去盲目“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而是在体制内一点一滴地进行民众的启蒙教育，一点一滴地改革现行政治体制。其实眼前就有成功的榜样：为大陆人嫉恨和鄙视的日本人和我们有相似的历史文化背景，却成功地实行了社会和平转型。中国大陆社会需要的，就是一大批那种在体制内推动日本现代化的仁人志士。

刚收到线报，小热昏又结婚了……七年来，这是她第三次结婚，热烈鼓掌。
　　小热昏姓聂，是我第一批网友，九七年的四通聊天室，小热昏深更半夜在聊天室骂脏话，一整屏的上海脏话，当时我在北京，看到乡音亲切异常，遂与之展开对骂，半小时后词穷，不约而同换成广东脏话（从香港电影学的），之后换成英文。天亮之前，小热昏酒醒，说自己刚刚失恋，心情不好。我问原因，她说：只戆巴子（很傻的乡下人）送她一块襄阳路卡地亚，以次充好还则罢了，还冒充法国带回来的，居然……还有发票！骗人骗到这个份上，可见此人虚伪到何种程度。
　　那个可怜的男人当时还不了解，小热昏家里是干嘛的。
　　小热昏下网之前，说此生再也不跟山东男人说半句话。
　　　后来跟她聊熟了，得知她的一些家事，单亲家庭，从小跟母亲一起过，读到高二就辍学（把跟她恋爱的体育老师也拖下水），听起来，她是社会和家庭的双重牺牲品。 　　很多年后，我有幸去小热昏家里做客，她跟她的母亲，两个人，住在一栋四百平米的老式洋房里，房前的草坪有三百多平米，草坪下还有一个一百多平米的防空洞，她的家族里混的最差的亲戚，也有自己的瑞士表行。她母亲每天操心的就是瑞士和法国的羊胎素到底哪个效果好，小热昏操心的就是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嫁一个带得出去的花样男子。 　　七年前，小热昏碰到了那个男子，一个台巴子，有钱，帅，有气质，海龟，钻石王老五，什么都好，就是个gay，跟小热昏在一起，也是家族旨意，详情请见李安的喜宴。最最要命的是，小热昏其实早就知道——她以为可以用魅力改变人的性向。 　　她后来谎称，结婚是为了去台塆旅游。小热昏出现在高雄机场时，婆婆被她的美貌震慑，直接就把戴了几十年的大钻戒送给小热昏，小热昏也不含糊，回赠婆婆一颗祖母绿的翡翠戒，在台塆玩了两个月，婆媳每天互相送东西，小热昏把能送的都送光了，婆婆那儿还一堆宝贝呢，强龙难斗地头蛇，小热昏弹尽粮绝，讪讪地回了上海。 　　后来，　后来，那个男人终于鼓足勇气跟自己一生的挚爱出了国，还领养了一个菲律宾或柬埔寨的孩子，小热昏在家里哭了几个月，那时她才了解，原来，她是真的很爱他。
　　台巴子老公离开之前，小热昏亲手帮他办好一切，银行卡，行李，各种手续，男人出门前，对小热昏说，我欠你一生。小热昏说，你不欠我的，是我上辈子欠你的，我这辈子应该还清了，拜托你下辈子不要再来纠缠我。
    送老公去机场时，当面遭遇了情敌，小热昏在人群里拥抱了对方，喃喃地说，你要把他照顾好，要疼他爱他，否则我做鬼也不放过你。情敌送了小热昏一根自制的手链，被小热昏带在猫脖子上了。从那之后，小热昏决定，必须找一个更加带得出去的老公，必须是洋气到爆的外国人！！！ 　　小热昏的第二次婚姻，是日本帅哥，在上海做广告，一个4a公司最年轻的创意总监，这次属于闪婚，认识不到两个月就结婚了，小热昏当时声称，女人的直觉最准确，她的内心告诉她，这将是一生の伴侣。后来……可怜的小热昏发现，涩谷其实很无聊，银座也很吵很巴，老公的老家其实不在东京，而在兵库县，家里是一群地道的农民，虚荣势利的小热昏把她对这群善良淳朴的日本农民的藐视表达出来之后，她的日本老公很愤怒，也很屈辱。小热昏屡次道歉，老公得理不饶人，小热昏决定离婚，日本老公怂了，每天发一百多个浪漫短信，但是……文盲小热昏的日文水平仅限卡哇伊和呀美逮，唉…… 　　日本老公现在混的也不错，已经做到常务董事，小热昏的连锁美容店的所有设计都是那人免费帮忙的，无耻的小热昏一次一次利用对方的感情，让日本老公当牛做马，直到她决定第三次结婚。日本老公很真挚地祝福了小热昏：热昏酱，你一定要幸福啊！ 　　随后，当他得知，小热昏嫁了一个标准的中国农民之时，日本老公的心碎成了千片。上海夜空中回荡着绝望的嚎叫：南戴～～～（为虾米～～） 　　小热昏的第三任老公，是她的园艺设计师，她第二次离婚后，认为家里风水有问题，请了风水师来看，大师说，门前草坪怕是有点问题，得重新整修，于是，小热昏在网上找个了个园艺公司，叫人来设计，尖酸刻薄的小热昏连续骂走了几个设计师之后，对方公司决定不做这单生意，但是，公司有个新来的设计师，想再试一下，死马当活马医，行就行，不行就当实习了。等到了地方才发现，园艺师就是那个送假表的前山东男友。 　　于是……前两次都是别人求婚，这次小热昏因为老了（２９岁），决定这次占据主动权，然后她就被拒绝了。理由是：你的rp如此恶劣，我们在一起，是不可能幸福的～～～ 　　后来，小热昏认识到，自己上半辈子倒霉，就是因为太强势，她深刻地总结了自己前半生犯下的过错之后，在我的指导下（修改了若干错别字和病句），写了一封七八页纸的长信，对方终于被感动了。确切地说，是小热昏的低姿态让对方有了一丝安全感。然后，对方给小热昏在小白代购买了一块真的卡地亚的表。小热昏咬着牙跟对方去了一次山东菏泽的老家。回来之后，她忽然觉得大葱蘸酱其实吃习惯了也很好吃，觉得“巴（乡土气息）”其实不是一个贬义词，觉得洋气和土，其实与幸福没有任何关系。　　最后，一百万次真挚地祝福小热昏的第三次婚姻幸福！小热昏，我不可能再第四次给你红包了！做人识相点，OK？

说实在的，这些年在情场商场几经沉浮，感觉最大的收获是明白了自己。有时候朋友和我开玩笑说我经常带着不同的漂亮女孩子出现，想必是很明白女孩子的心思。我笑笑说，不是啊，我其实到现在还是不懂。然后对着我身边的女人注目。这时候她会看着我侧头微笑。其实我真的不知道，我想我唯一知道的，是自己。

我长得不算帅，也不高大，还很瘦。以前在学校念书的时候，常常被女朋友说和我在一起没有安全感，而我也就是傻笑一下，没往心里去。我很爱她，爱了五年，但没想到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理由让她最后抛弃了我。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个初春的傍晚，她告诉我，我不能给她想依靠的感觉。我在她的宿舍楼下抽了一晚的烟，喝了两瓶白酒。这是我人生第一次抽烟。我不知道为何这么做，或者有一些自怜自伤，又或者是希望她看到我的样子会心疼，再或者仅仅是因为我无事可做。其实人最怕这种失去的感觉。她并不算漂亮，在人群中甚至都很难发现她，但就是这样的一个女孩子，把我的心轻松的踩扁揉碎。那一晚之后，我发誓从此再也不让别人拒绝我，如果要拒绝，那也是我先拒绝别人。

 除去感情上我是个不折不扣的挫男之外，我其实在别的方面还算春风得意。名牌大学毕业，留学北美，进入当时被认为金字塔顶的金融业，然后很快就大展拳脚。在国外的几年，我也交过两个女朋友，但我心里很清楚，这仅仅是女人的孤独和对安全感的依赖，这些女人今天可以把我当作依靠的男人，明天就可能换个比我长得帅或者在金钱上更成功的男人。毕竟在北美，中国女人总是把自己当作稀缺资源，而那些留学男士大都非常挫但是很死心塌地，这很容易给女人们优越感。对这些道理的领悟，大概是我再也没有被女人践踏的原因吧。不出所料，我的这两个女朋友都以性格合不来为理由和我分手。其实我当时很想说，难道我的性格是一夜之内改变的么？你和我在一起那么多时间，原来之前都是瞎子啊，直到今天才发觉性格不合。不过我没有开口。没有必要。我知道她们其实很可怜，只是她们并不知道自己可怜。如出一辙的相似，离开我之后，两个女人很快就都和别的男人好上了。我调查了一下，发现那两个男人还算是事业至少表面上看挺成功的，至少开的车都是宝马，比我的破本田好多了。几年之后，才再听到她们的消息。有一个换了几任男朋友，然后想嫁人但是没人愿意娶，自己除了读书之外什么都不会，现在还在飘着，只是已经昔日黄花，无人问津了。另一个更惨，嫁了个追了她很久的博士。男人想必是追求的时候憋屈的太多了，婚后好好调教了她一番。现在那男人回国了花差了。前不久我还在一个单身男女的聚会上碰到他在勾兑国内的小妖精，不过那是后话了。

在做了一些时间考虑之后，我回国了。我觉得我骨子里面还是挺传统的，在国内反正也能继续做我的本行，所以回国是个不错的选择。回国之后，我发现，北京还是那个北京，但我身边的一切都不同了。刚到新公司上班不久，公司前台的一个漂亮女孩子A就对我屡屡暗送秋波，主动示好。如果是以前在大学里面，我想我是没有勇气追求这样的女孩子的。但我并不笨，只是几个星期，我就适应了我的新角色。我和A很快就好上了，或者说是我主动地被“好上”了。她的大胆和主动让我其实相当惊讶，但现在的我早已学会了不动声色之间品读别人的行为。那是一次商业酒会。我和她一起去参加，我喝了不少酒，有点晕，但没醉。我让A挽着我然后走出酒店。我假装已经很醉了，连走路都不稳。我一直以为她会把我送回家。然而她没有。她把我带到了她的公寓。她让我躺倒在她的床上，然后自己去洗澡。我脑子其实很庆幸，在那一刻，我很清楚会发生什么事儿，我只是没有阻止而已。她裹着一件睡衣，然后躺倒我的身边，对我轻轻的说话。我用半醉半醒的口吻说，我喜欢你。她看着我惺忪的眼睛，直接吻了上来。之后我们疯狂的做爱，直到精疲力竭。第二天早上我先醒来，在床头点了一支烟，然后看着她。我不知道她在和我亲热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一个喝醉酒的人是不可能有这样的激情的。我看着她的脸，心里想到了那个把我揉碎的女人。我知道我并不爱她，但我很清楚，她其实并不想知道。她醒来的时候，我摸着她的脸，问她为何喜欢我，她说，你是我见过的最有魅力的成熟男人。啊哈，沧海桑田。从以前学校里那个瘦弱的没有安全感的小男生，我已经变成一个有魅力的成熟男人。

之后的生活就如同糜烂的电影一般有趣也一般无趣。所谓声色犬马，想必也不过如此。我伤害了很多人。可是值得讽刺的是，我从来不曾刻意想要伤害别人。我所做的，只不过是在有一些事情要发生的时候，我没有去阻止而已。我无法阻止。我常常回到我的校园，走到那个我曾经流泪一夜的地方，我还能看到当年我用烟蒂在青灰石上烫出的痕迹，我想，这和我心中的伤痕一样，永远也不会被抹去了。我觉得，人生很大程度上，是一场游戏。如果你不想输，就必须赢，永远没有中间。

我的朋友不多，因为除了和我有类似经历的人，很少有人能够理解我。和朋友有时候聊起感情的事儿，我觉得，这个浮躁的年代，只有贫贱夫妻才能真的相守。常常听一些所谓的金领女人叫嚣说要嫁男人必须有房有车什么的，听过之后就一笑而过了。说实话，这真是有点强盗逻辑。聊天的时候，我说，如果找个女人就是来分享我的成就，那我还不如每一年换一个包养情人，那还不用分享我的财产和精力。朋友开玩笑说，现在找情人容易得很，去大学贴小广告就行，明码标价，童叟无欺。我想如果有一天我想要和一个女人结婚了，她必然是个能和我同甘苦共患难的女人。

我这几年时不时参加单身聚会相亲会什么的，亲眼所见的场景，都是认真参加的待嫁女远多于圣男。而且那些去的圣男都跟我那时差的心态不多，是去“学么”去了。所以我们这种人，一般进了场子转两圈“学么”一遍，差不多就撤了，名片都懒得交换。北京有个海归精英俱乐部，就特喜欢搞单身聚会，蛮挣钱的。我第一次参加他们的单身聚会，是自助餐形式，所以跟一个桌的四五个单身女边吃边聊，吃完她们K歌去了，叫我一起去。我赶另一个场子，说晚点找她们。后来其中一个估计奔四的姐们，自己开小奔做广告推广生意的，时不时叫我去和她的一些朋友唱歌，每次聚的人都不一样，我也搞不清楚是她想勾兑，还是想撮合我和她身边的闺蜜，反正她不说我就装傻。

21世纪佳缘我也试过水，一开始我用挺低调的profile，看上去就是一个一般工薪族，寻找知音，寻找姻缘来了，blah，blah，blah。这种profile效果可想而知。后来我突然想，难道profile这么重要？于是就开始招呼，把自己描绘成一特成功的感情苦闷单身圣男，于是，行情马上来了，多的时候一天几十封email。靠，快得很，看都来不及看。现在就是这么个世道。

金领白领姑娘们，熬到“待嫁女”的status，说句明眼话，有点晚了。好的timing是她们还不是金领白领，也不是剩女，年纪轻轻朝气蓬勃的时候。那时为了stupid的车子房子，迷住眼睛，等熬到待嫁女，凭自己的聪明才智也都挣出来车子房子来了，抬头一看，物是人非，幸福姻缘的姻缘际会完全变了，硬指标贬值，且是现在进行时，也没法靠共同的打拼，共创什么夫妻共同体什么的。自己挣来的一切，更成了她们所拥有的，抓得住的，岂能不严防死守，牢牢看住？岂能便宜了所谓经济实用的圣男？对了，有个传神的词：loser。金领“待嫁女”们当下的心态，是老娘宁肯单身到底，也不能屈就那些圣男“loser”。（养小白脸是另外一回事，不过有个哥们说的特牛逼：当免费午餐二奶博上位和包养小白脸这种事，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有去无回。）

人生是一场游戏，所有的这些都是游戏的一部分。你必须为自己的选择和决定负责。我想这些人大约也会得到她们应该得到的吧。今年同学聚会的时候，我见到了她。我和她很轻松地聊了很久。看到我现在的样子，她大约是有点后悔。而我却挥洒自如，甚至没有丝毫报复的快感。以前的那些曾经让我刻骨铭心的事情，现在只是在我心里面静静的躺着，再也不会被触摸到。她于我来说，只是个幻影而已，早已死去，早已不是我心里的那个人。只是聚会之后，她给我发了个短信，说很久没见了，聚会的时候人多，要不要单独出来喝咖啡。我说，好啊。那一刻，我很冷静，我知道我不会阻止一些事情发生，因为我本身也在游戏的局内，我必须遵守游戏的规则。

 

―――――――――――――――――――――――――――

凯西是上海人，在北京和北美都念过书。比我大三岁。他和我是禽兽组互相最聊得来的。叫他凯西是因为他英文名叫做Cash，我常说他没文化，整天就知道赚cash（现金）。因为我刚认识他的时候自我介绍说我叫做普瑞希拉，他于是也给我取了个谐音名字作为报复，拉稀。凯西和我投缘的一部分原因，我想，是因为我俩都是操盘手，所以我们有很多人生哲学是共通的。

凯西前不久刚订婚了，对方是个大学刚毕业的普通女孩子。以凯西现在的条件，随便找一个女朋友都是AA＋的气质长相。然而他却选择了这么一个青涩的小女孩。听说凯西认识她的时候是在母校里面闲逛书店的时候被她的专注吸引的。凯西告诉我，“她和我交往了大半年，从来没在远离校园的消费场所约会过，从来没让我请她吃过超过一百块的东西或者买过超过五十块的礼物。前不久，她忽然告诉我她好像怀孕了，惊慌失措问我怎么办。我开车送她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她甚至小心翼翼地怕弄脏我的车。在那个时候，我告诉她，如果真的怀孕了，我就和她结婚，照顾她一辈子。”我说，你想清楚了么？他说，不可能更清楚了。我说那这个女孩子真的很幸运。他说，拉稀你错了，其实我才真的很幸运。

 

 

时间愈久，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历史意义愈是能够得到彰显。而且其意义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本文所要强调与讨论的是，1989年的这场有学生、工人、市民、知识分子、国家公务人员广泛参与的民主运动，在建国六十年来中国人民争取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的伟大斗争中的意义。

 （一）

我们先要做一个历史的回顾。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它的一个主要诉求，就是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争取言论、出版、结社自由。于是，就有了这样的揭露与批判：“在国民党一党统治区域，-----

那里一切讲学、读书、出版、发行的自由，被残酷地摧残。复古成为时髦，思想即是有罪。在所有的学校中，秘密侦探、欺诈迫害、武装威胁、金钱收买的特务作风，盛极一时。教育与学术的尊严，扫地以尽”，“多少年来，中国法西斯派拼命把这种（“一个领袖、一个党、一个主义”的）罪恶的教条灌输给纯洁的青年，一切不接受这种法西斯特制的思想模型的，都是异端，都被认为该杀。拿着枪杆子对着中国人民的脑袋：这就是中国法西斯派的政治与所谓‘文化’”（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1946年5月4日社论《纪念“五四”，贯彻为民主自由的斗争》）。并且有了这样的“庄严承诺”：“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边区过去早已注意保护，今后仍当循此前进”，“人民不仅有集会结社的自由，还有武装自己的权利，我们不怕人民的组织与活动。只怕他们不能积极动员起来”（《解放日报》1941年5月26日的文章《切实保障人民权利》）。可以说，在共产党与国民党争夺知识分子的斗争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包括一些中间派的知识分子，最后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共产党高举了以言论、出版、结社自由为核心的民主旗帜；大权在手的国民党也就是因为剥夺了人民、知识分子的自由，终于被人民、知识分子所抛弃。

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在1954年所主持制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并明确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居住与迁徙等广泛自由，强调“必须更加发扬人民的民主，扩大我们国家民主制度的规模”，这都是在履行当年的承诺，似乎预示着中国将走向一条“依宪治国”的道路：这也是许多善良的人们和知识分子所期待的。

但以后的历史发展却走了另一条“阶级斗争为纲”的“专政”之路。就我们这里讨论的言论、出版、结社自由问题而言，其中有两个关键性的转折。首先是1955年5月（距离宪法公布不到一年）发动的镇压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以及随后开展的“肃清反革命运动”，这两个运动不仅开了一个剥夺知识分子、普通百姓的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的先例，而且提出了“舆论一律”的原则，从而为任意罗织“反革命”罪名，剥夺公民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的违反宪法的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而在1956年，又借所谓“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将私营出版社、书店、报刊完全变成国营，实行国家对新闻、出版的全面而严密的控制，这就从根本上淘空了言论、出版自由的经济基础。人们不免要想起中国共产党人当年是怎样为民间出版自由而鼓吹、辩护的：“文明国家决不以其政府出版物为自豪，常以其民间出版事业之兴盛而自豪，常以其民间出版物品质之优良，种数与数量之众多而自豪”，“真正的出版法就是人民自由出版之保障书，其任务在保障民间的出版事业有自由可享，在使民间出版事业为自由的事业，成为人民的自由的机关之一，成为文明的母胎”（《新华日报》1946年2月18日专论：《出版法之修正》）。现在，却要将民间出版事业根本摧毁，这只能有一个解释：共产党掌握了国家权力，就需要国家垄断，而不要人民自由了。而这样的垄断，对言论、出版、结社自由就是致命的。

这样的违背承诺，违反宪法，在1957年的鸣放中就自然成了众矢之的。批评者尖锐地指出：“宪法有的被彻底破坏，有的有名无实，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事实都没有得到保证”，提出“要向三个主义（按：指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索还被它蹂躏的新闻自由”，“应该喊出‘民主办社’、‘民主办报’的口号来，使中国出现更多的非党的报纸和通讯社，出现更多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或民营的报纸和通讯社”，而打破党和国家垄断，办“同人出版社，报纸，刊物”更成为普遍的要求，南京的几位作家并且已经行动起来，筹办同人刊物《探索者文学月刊》，还发表《启事》，公开发表自己的文学主张和办刊方针。（参看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在大学校园的民主运动中，学生除自出壁报，自办刊物外，还试图建立学生自治组织，像北京大学的《广场》，就不仅宣布自己是一个“同人刊物”，提出“舆论自由”，“取消出版检查制度”，“确保言者无罪”等要求，还提出要“使自己的社团成为当前群众运动的核心”，“成为长久性的组织”，并“通过各种形式扩大影响”，直到“校外”去的设想；因此，我曾经指出：“这是建国以后第一次由青年学生发动的民间自觉的政治参与“（参看钱理群：《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1957年燕园的三个学生刊物》）这正是“六四”的先声：由此而开启了建国后争取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的伟大斗争。

而这样的斗争，从一开始，就遭到了残酷的镇压，所有提出“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的要求的知识分子，以至同情者，无一例外地都被打成“右派”。同时开展了对所谓“资产阶级新闻路线”的批判，据说“不论用什么说法，主张新闻自由也好，主张办同人报也好，其目的都是为了摆脱共产党对报纸的领导。而不受控制的民间报纸，是同社会主义制度不能并存的”（参看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由此而确立了两条不可动摇的原则：党对言论、出版、结社的绝对控制，国家对新闻出版的绝对垄断，这就是反右以后所确立的“五七新闻体制”，是一直坚持到今天的。

这样的新闻体制，就为毛泽东所设想的“舆论一律”的统治秩序提供了体制上的保证。一切具有独立思想，持有不同意见的人，都视为“敌人”，而一旦宣布为“敌人”，就要实行“专政即独裁”，“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让他们“胆战心惊，感到‘小媳妇一样，经常的怕挨打’，‘咳一声都有人录音’”（毛泽东：《驳“舆论一律”》）。而且，这样的被“专政”的“敌人”是越来越多的，可以说，毛泽东每发动一次运动，就增加数以万计、十万计、百万计的“敌人”，从1957年反右，1959年反右倾，1964年四清，直到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从党外到党内，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最后到“修正主义总头目”国家主席，都被公开剥夺一切自由。而普通的工人、农民、市民，在严密的思想控制下，也不可能有任何言论、出版、结社自由。这就是毛泽东所追求的“全面专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这里需要略作澄清的是，有人认为文化大革命所实行的“大民主”，使中国人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言论、出版、结社自由，这是一个历史的误会。不错，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为了达到发动群众反对党内反对派的目的，对响应他的号召起来“革命”的青年学生（红卫兵）和普通民众给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自由，以后又发展为“大串联”的自由，成立“群众组织”的自由，等等，这对冲破反右以后所建立的党的官僚体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这样的“大民主”，从一开始就具有“群众专政”的性质。我在分析了当时的“红卫兵宣言”以后，曾有过这样的判断：“这样的根本排斥‘人情，温情’的，反人道主义的‘造反’，这样的‘无法无天’（这是毛泽东在文革中对斯诺说的名言），不受法律制约，不受限制的，以‘乱天下’为目的的‘造反’，这样的维护毛泽东思想的绝对统治的，将异己者视为‘右派’，要利用国家机器进行镇压的‘造反’，和‘民主’和‘民主精神’可谓南辕北辙”（参看《一九七八——一九八O年大陆社会民主运动》），也谈不上真正的言论、出版、结社自由。何况到了运动中后期当毛泽东已经不需要红卫兵和群众组织时，又收回了“四大自由”，不但将红卫兵赶到农村，还将一些坚持“造反”的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集团”，实行专政，重新剥夺一切自由。

因此，在人们起来反抗文化大革命的“全面专政”时，又首先提出了“要求民主，要求社会主义法制，要求保障人民群众的革命权利和人身权利”，提出“不应当害怕光明正大的反对派”，真正维护“上了宪法的人民群众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1974年11月广州街头大字报：李一哲《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这当然不是偶然的。由此开启的，是继1957年之后的第二轮争取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的斗争。

如果说1974年李一哲大字报揭开了序幕，那么，中经1976年的“四五运动”，到1978年的西单民主墙，就形成了一个波澜壮阔的社会民主运动，其最主要的标志就是民间刊物和民间社团的大量出现，完全打破了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形成的“舆论一律”的局面，更加自觉地提出了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的诉求，如《四五论坛》的《发刊词》所说：“安定团结不是不让人民讲话，尤其不是不让人民讲真话”，“（我们）要行使宪法赋予人民监督和管理国家的权利，是宪法由一纸空文，变成我国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而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要打破“以言治罪”的禁锢。《四五论坛》曾发表《反革命和言论自由》一文，一针见血地指出：将所谓“反革命言论”纳入“反革命活动”的范畴，“宪法明确规定的言论自由这一公民权利，便变成了毫无意义的空话”。当时的《人民日报》也发表文章，明确提出：“政治上的发言权是言论自由的灵魂”，要冲破“政治问题不许讨论”的禁区（郭罗基：《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

这样的争取思想、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的呼声，在1979年12月邓小平下令封杀西单民主墙以后，曾一度受到压制；但1980年8月邓小平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以后，又迅速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9月，“中华全国民刊协会”宣告成立；10月，《光明日报》召开的理论问题座谈会上，进一步提出“要制定新闻出版法，保证人民通过报刊批评党和国家工作的权利”的要求；10、11月间的校园竞选运动中，北京大学当选代表胡平发表了《论言论自由》的长篇论文，明确提出要以争取言论自由为推动中国改革的一个“杠杆”；11月17日徐文立在他起草的《促进庚申变法的建议书》这一纲领性文件里，以三大自由（思想自由，言论、出版自由、结社、组党自由）作为中国社会民主运动的基本要求，也就把我们所说的第二轮斗争推向了高潮。

结局是可以预料的：在邓小平指令下，1981年2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处理非法刊物非法组织行业有关问题的指示》，将一切民间出版物和民间组织宣布为“非法”，并同时逮捕了其组织者和骨干分子，彻底地剥夺了民间言论、出版、结社自由，从而也将自己也意识到的本应立即进行的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搁置起来，为中国的改革和社会发展埋下了祸根。

值得注意的是，在作出这样的历史性倒退时，中国共产党内部的争论。据邓力群在其回忆录中所透露，在讨论“自发组织”的时候，时为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主张“要给那些自发组织一合法地位”；胡耀邦主持的书记处主张制订《结社法》和《出版法》依法管理；陈云则坚决反对立法，他的理由是：“过去我们同国民党斗争，就是利用国民党政府那个出版法去登记，钻出版法的空子进行合法斗争；现在我们不能让人家钻我们的空子，变非法为合法，利用合法斗争形式同我们斗”（《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由此而定下一个‘法规’：无论如何不能给人民以言论、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无论如何也不能制定《结社法》与《出版法》，一定要迫使争取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的斗争始终处于非法的地位。应该说，这样的‘法规’是一直延续到今天，为各代共产党的领导人所坚守不渝的维护一党专政的‘不二法宝’”（参看钱理群：《一九七八——一九八O年大陆社会民主运动》）。

但这仅是统治者的逻辑，历史的发展则另有逻辑：一切具有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的历史任务，是要一再提出，并且一定要完成的，而不管有多大阻力和曲折。

于是，就有了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中第三次争取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的斗争。

 （二）

毫无疑问，争取言论、出版、结社自由，是贯穿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一根红线，是运动的基本诉求，被认为是迫在眉睫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关键环节和突破口。

于是，我们注意到以下事实：早在1989年2月首都科教界人士致中共中央并领导人的公开信中，就提出“政治民主化的首要条件，是切实保证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特别是保证公民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权利，这是安定团结的唯一可靠的保证”，并提出了“防止由于发表不同政治见解的言论和文字而治罪的历史悲剧重新出现”的预警。在4月22日学生悼念胡耀邦的游行中所提出的主要口号，一是“惩办贪官污吏”，一是“新闻要讲真话”。5月1日，北京高校学生联合自治委员会发表《对话要求声明》，提出的主要诉求，是“反贪污，反腐败”和“尽快出台《新闻法》，允许民间办报”。同日，《上海市高校联合会公告》也明确宣布，他们的“纲领”是“发扬‘五四’光荣传统，支持和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促进民主进程”，“目标”是“1，结社自由，我们的组织应是合法的；2，游行自由，废除限制游行的条例；3，新闻自由，开放报界，解除报禁，如实报道全国各地的学生运动；4，出版自由，允许私人办报”。5月4日，北京高校学生联合自治委员会发布的《五四宣言》，重申其基本立场：“我们促请政府加快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采取切实措施，保证宪法赋予人民的各项权利能得到保障，实现新闻法，允许民间办报，铲除官倒，加强廉政建设，重视教育，重视知识，科学立国”。同时又提出“学生积极参政，坚持要求与政府对话，促进政府的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诉求。5月16日，首都知识分子大游行，在所发表的《五。一六声明》里所提出的主要政治主张有三条，一是“以民主政治的形式处理目前的政治危机，其不可回避的前提，就是必须承认在民主秩序下产生的学生自治组织的合法性”，二是“十年改革的最大失误并非教育，而在于忽视了政治体制改革”，“党和政府应该吸取深刻教训，切实按照人民要求，果断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废除特权，查禁官倒，消除腐败”，三是“不受监督制约的绝对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不实行新闻自由，不准民间办报，一切关于开放改革的愿望与允诺只能是一纸空文”。宣言最后号召：“一切追求真理，热爱自由的人们，都应当为实现宪法所赋予我们的每一个公民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游行示威自由而不懈努力”。

以上具有纲领性的文件表明，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实际上是1978——1980年社会民主运动的一个延续。如前文所述，1981年初邓小平下令宣布民间刊物与组织为非法，从而将政治体制改革悬置，其结果就是《五。一六声明》里所分析的：“未经根本触动的官本位、封建特权进入流通领域，才造成恶性腐败，这不仅吞噬了经济改革的成果，还动摇了人民对党和政府的信任”，这正是“导致这场政治危机的直接原因”。这样，1989年民主运动所要完成的，正是九年前被迫中断的历史任务：发动民间的力量，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实现自上而下的改革与自下而上的改革的相互结合与制约。而“发动民间力量”的关键，就是要“还政于民”，保证宪法所赋予的人民权利，而居于首要地位的，就是言论、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的权利，因为唯有拥有这些基本的权利，人民才有可能在改革中维护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真正享有改革的成果，成为改革的主人与受益者。因此，争取“五大自由”成为1989年民主运动的两大中心口号之一（另一中心口号是“反腐败”），就绝不是偶然的。

而且，仔细考察1989年民主运动的全过程就可以发现，对运动的发展和结局起到关键作用的，是4月26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社论将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定性为“动乱”，自然为参与运动的学生及其领袖不能接受，并不可能退让，同时，更起到了动员全社会参与的作用，学生运动由此而发展为知识分子、工人、市民、国家公务员广泛参与的全民运动。其实，《人民日报》的“四二六”社论，是很容易使人联想起1957年6月8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的，那是反右运动的发号令，而1989年的邓小平实际上也是将“闹事”的学生和支持者视为“右派”，他判断说：“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在他看来，这就是又一次右派“进攻”。但1989年要发动“新反右运动”，就不可能如1957年的毛泽东时代那样，一呼百应，时代毕竟已经不同。四二六社论引发的只是一片质疑；更重要的是，人们因此更看清了体制的弊端：它可以利用自己控制的舆论工具随意地歪曲事实，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任意宣布在民主秩序下产生的群众自治组织为“非法”，并不经任何法律程序而横加罪名。无情的事实，使人民终于懂得，如果不能充分地享有宪法赋予的言论、出版、结社、集会、游行自由，自己就处在一个随时可能被宰割的地位，于是起而反抗。这就是为什么

四六二社论发表以后，反抗的民主运动的诉求越来越集中到要求“五大自由”这一点上，而且越来越多的各阶层的人都走上街头，声援学生，更为自己争取自由的原因所在。同时，北京知识分子、工人也成立了“自治联合会筹备委员会”，更进一步组织起来，到运动后期还成立了“首都各界联合会”。这样的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各阶层广泛参与和行动的自觉性和坚决性，是1957年和1978-1980年所发生的前两次争取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的斗争所不具有的。这是1949年以后的中国社会民主运动的一个历史性的进步：中国各阶层人民（而不只是少数先觉者）终于认识到自己的利益所在，并开始自己起来斗争。特别是群众自治组织的出现，更是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中必须迈出的关键性的一步。

从另一面说，执政者也因此认识到自己利益之所在。据有关材料介绍，邓小平为首的决策者，之所以认定学生运动是一场“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动乱”，其主要依据，就是两条：一是学生提出要求“实行普选，修改宪法，开放党禁报禁，取消反革命罪”，二是“北京大学一些学生学波兰的团结工会在北大成立‘团结学生会’”（参看张良：《六四真相》中《邓小平与四六二社论》一节）。这都是犯了大忌的。绝不允许不受党控制的舆论存在，绝不允许不受党控制的组织存在，党必须成为“唯一者”：唯一的舆论（即所谓“舆论一律”），唯一的组织，这是一党专政的生命线；一要实行“报禁”，二要实行“党禁”，这是不能放弃，必须坚守的“底线”。如要逾越，就是“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简言之，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必要不惜一切代价，予以镇压。1957年如此，1980年如此，1989年也是如此。邓小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团在坚持一党专政问题上，是绝不动摇，绝不手软的：他们已经是一个既得利益集团；维护统治一切，垄断一切的既得利益，这是最重要的，他们之所以那么轻易地违背自己当年关于维护人民权利的承诺，原因就在于对他们来说，利益是高于理想的。

但中国共产党人中仍有坚持革命理想者，他们至少还有“不能违背人民意愿”的“朴素的阶级感情”。因此，1989年的这第三次斗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但有更多，更为广泛的普通共产党员和各级领导干部的参与和同情，而且在党的最高决策阶层出现了分化。时为总书记的赵紫阳几乎在一开始就对群众游行中提出的“新闻要说真话”、“新闻属于人民”、“不要逼我说谎”的呼声，给予了积极的响应：“我觉得新闻改革是大势所趋，也是人心所向，面对国际进步潮流，我们只能因势利导-----新闻一定要说真话，千万不能制造假新闻，不能隐瞒事实。新闻报道要真正做到：客观，全面，真实，及时，这也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一部分”。后来，赵紫阳始终坚持要“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大概应该包括制定《出版法》、《结社法》、《游行、集会法》，对青年学生和社会各界提出的五大自由要求作出积极的回应，这就可能如赵紫阳所说，“能够在执政党、政府和人民之间建立起一种新型的沟通和互动模式，促进政治体制的改革，使我们国家不但在经济改革上取得丰硕成果，在政治体制改革上，也将出现一种新的局面”（《给中共十五大的信》）。这样，中国就能够在政治民主化的路程上迈进一大步。

但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决策阶层作出了武装镇压的选择，而其镇压的范围、规模与强度远远超过了1981年初，他们坚持的仍然是陈云的原则：不给民间舆论和社会组织以任何合法的地位，并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下，更加肆无忌惮地剥夺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结社、游行、集会自由，变本加厉地加强党对思想、舆论的控制，政治体制改革第二次被搁置。而这次搁置的结果，就是将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结合为一体的既得利益阶层的形成与强化，并占据了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主导地位，改革利益的垄断者，由此造成的两级分化和环境、资源的破坏，都是空前的，其所导致的政治、经济、社会、道德的全面危机，到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二十周年的今天，是看得越来越清楚了。

于是，又有了第三次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同步推行的任务的提出，这固然说明，政治体制改革在中国是一个绕不开的历史任务；但这第三次提出，完全是自上而下的，也就具有了先天的不足。于是，我们注意到，谈经济体制改革，

发展民营企业，仍不允许私人经营出版社和报刊；谈法制建设，仍将《出版法》、《结社法》、《游行、集会法》的制订悬置；只谈所谓“知情权，发表权，监督权”，而着意回避“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等等。这表明，今天的执政者仍然要坚持党对舆论的绝对控制，坚持国家对出版的绝对垄断，坚持对民间社会组织的压制和控制：维护党的唯一者地位，维护一党专政，仍然是他们不可逾越的底线。但时代毕竟不同，要完全剥夺人民的五大自由，越来越困难，成本也越来越高了。网络的出现，就在信息封锁、舆论控制上撕开了一个裂口，而面对群发事件采取直接的高压付出代价太大，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已成一个必须考虑的选择，等等，都为争取言论、出版、结社自由提供了某种空间。但这都需要我们自己去争取，而不能期待政治家的恩赐。何方先生在他的《从延安一路走来》里说得很好：“要搞政改，消极等待是不行的，必须积极起来争取，老百姓团结起来，督促推动当权派一起搞政改”，“就是要和现在的顽固派作斗争，希望通过‘七斗八斗，他认错了，就变好了’，想不经过斗争，自然就可以实现宪政，那只能是梦想”。

中国的改革，必须走一条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道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以人民行使宪法赋予的以五大自由为核心的民主权利，实行广泛政治参与为基础。将各阶层人民，特别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包括青年学生），市民排斥在外的，由国家与党掌控一切的，单一的自上而下的，以巩固一党专政为目的的改革，必然走向歧途，必然导致政治、经济、社会、道德的全面危机。这就是1989年的民主运动给我们的最大启示，也是1989年的民主运动被镇压以后的中国历史给我们的最大教训。

说来吊诡的是，之所以有此国情，恰是因为传统社会拥有今日无法想象的言论自由，萧功秦先生对此看得很清楚，他指出：

“报章舆论在鼓动民众参与保路运动方面起到巨大的作用，整个社会很容易被热血、激情、道义、国人的苦难与洋人的卑劣这样一些充满煽情性的语辞鼓动起来。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经历了太多的不幸，人们的情绪太需要宣泄了。在一个充满不满与怨愤的社会氛围中，情绪化的舆论本身就会成为一种主宰人心的巨大力量。……在一个刚刚从文化专制‘大一统’的社会中脱逸出来的变革社会中，在国民教育水平尚不发达的条件下，报刊舆论缺乏多元制衡机制与传统，一种社会思潮成为主流后，整个舆论几乎完全是‘一边倒’，大众对于铁路国有政策的背景，商办铁路政策何以失败且不可行，借款条约为什么对中国有利，后发展各国为什么都不约而同地从铁路商办改为铁路国有等等，对这些基本问题没有几个人说得清楚，也根本无法通过这些充满情绪化的报刊来了解。而人们受到的则是报刊杂志煽情性的‘话语轰炸’，对于政府一方的观点几乎可以说一无所知。”

他没指出的是，传统社会与今日之极权社会不同，朝廷并不能操控百姓的言论，既无愿望也无能力，甚至连检查管制百姓言论的机构都没有。皇帝能控制的也就只有自家的“起居注”，从而间接控制了各代的“实录”，而“实录”则是后世修史的依据，因此皇帝只能控制涉及自己的历史记录，就连这也是从宋太宗才开始的。除此之外，舆论完全独立于皇帝，由官绅主导，也就是所谓“清议”。在没有报纸的时代，“清议”在朝廷表现为 “清流”的正式奏折和私下议论，在地方则表现为私下和公开场合的议论、传单、大字报等等，在晚清和民国则由民间报纸取代。

这在中国已成了悠久的传统，圣贤们历来鼓励士人议政，强调君主不得压制舆情，《国语》主张：“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左传》则树立了不禁止在乡校中议论国政得失的郑相子产作为道德榜样，更记录了他的教导：“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辊辑讹之也”， 以及孔子对他的赞扬：“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直到唐朝，还有韩愈写了《子产不毁乡校颂》的名篇，慨叹道：“既乡校不毁，而郑国以理。在周之兴，养老乞言。及其已衰，谤者使监。成败之迹，昭哉可观。维是子产，执政之式。维其不遇，化止一国。诚率是道，相天下君，交畅旁达，施及无垠。於虖！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

正因为中国有这个深厚传统，朝廷施政才历来是公开的，open to public criticisms，让“清议”任意抨击，哪像我党那样万事都实行黑箱操作，连与外国签订的一切条约都瞒得铁桶也似！

然而这种高度的政治言论自由与舆论监督，却非但没起到西方舆论监督政府决策的良性作用，反倒成了清流祸国殃民的强大手段。这到底是为什么？

萧功秦先生的解释是：“报刊舆论缺乏多元制衡机制与传统，一种社会思潮成为主流后，整个舆论几乎完全是‘一边倒’。”换言之，传统社会的民间舆论虽然是自由的，朝廷无法控制，更没有个中宣部去制造舆论，任意塑造民情，但它仍然是一元化的舆论，也就是胡风说的“舆论一律”。

为什么貌似自由的民间舆论还会一边倒？萧先生未能明确解释这一点。其实这毫不足怪，孔子说：“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这就是说，庶人议政乃是“天下无道”的结果，所谓“有道”“无道”，意思是“是否符合孔教规定的道德标准”。因此，舆论的出发点与是非仲裁标准都是道义，与功利考虑毫不相干。清流议政的常规操作，便是不管实情如何，只管抢占道义制高点。一旦在道义上占了上风，便夺得了话语霸权，反对者的现实考虑哪怕再有理，也只能望风披靡。此乃清流们借道义谋私利的终南捷径。

自宋代以来，国民进服这种“道义春药”早已上瘾。一旦某个清流登高振臂一呼，慷慨激昂地散发点煽情春药，愤青愚民们便立即进入高度亢奋状态，如同西班牙斗牛见到红布一般，向“奸臣”或“卖国贼”们奋勇顶去，而后者只能任对方肆意诬蔑诽谤，百口莫辩，最后被生生“做”成国贼，而清流们总是要大获全胜。哪怕是引出大难来，清流们仍然要在历史上流芳百世，而国贼们一定会遗臭万年。保路运动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一例罢了。比起林则徐来，保路英雄们获得的历史荣誉实在算不了什么，而比起琦善来，盛宣怀也差堪告慰。

因此，尽管朝廷无法操控，这种舆论也毫无真正的自由可言，盖它完全是单向的道义讹诈与煽情，实质是一种蛮不讲理的暴民专制，与西方基于对现实利害的理性分析的自由辩论毫无相似之处。陈寅恪所谓“上诈”，我看指的就是善于利用道义讹诈去实现不可告人的私欲的政客与野心家们，而“下愚”则是吸食道德春药上瘾的知青们。中国既往的民众运动，无一不是这种“上诈”与“下愚”相结合的结果。

我在《略论晚清改革的重大失误》中指出，晚清改革的一个重大失误，就是不知道一个现代国家的政府必须具有相应的控制军民的能力，在具备这种能力前就让国家跑步进入现代，必然导致国家失控，反会断送改革。保路运动的爆发就足以说明这一点：朝廷从无操控舆论的传统习惯，甚至没有解释自己的立场与决策依据的手段，便允许民间自由办报，使得历来独立于朝廷的舆论获得了强大的现代传播手段。在这种情况下，朝廷任何一个重大决策，无论是否有理，都会被别有用心的“上诈”们利用媒体任意曲解，把进服春药成了习惯、兴奋阈值又特别低的“下愚”们煽动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大局迟早要失控，保路运动不过是偶然的导火索罢了。即使清廷及时让步，也照样会有别的事件触发全国性骚乱。

这种以道义讹诈为基本运作方式的单向舆论其实很贱。鲁迅在《无声的中国》一文中说: “中国人的性情总是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房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这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 此话误导了许多人。其实他完全说反了，愚民总是不知好歹的。孔子早就观察到“小人难养”的事实，用难听的民间俗话来说便是“三天不打，上房揭瓦”。政府让步常常反而会让愚民得寸进尺。若是允许愚民开窗，他们就要提出拆房子。而若是你使出辣手来，封了他们的门，他们反倒什么话都没有了。

此话虽然难听，却不幸恰是近现代中国发生的一系列悲剧的实情，“保路运动”的丑剧也同样如此。川人闹得惊天动地，把清廷闹垮了，最后路也没有了，钱也没有了，真正实现了“夺路劫款”的理想境界。这还不算，还闹出个军阀混战来，草民连保命都成了问题。四川成了外省和本省军阀反复拉锯厮杀的斗牛场，滇军、黔军、北洋军等军队，兴致一来就去“援川”一把。滇军占领成都时，与川军分赃不均，大打出手，川军竟然炮击皇城，而滇军则在皇城周围纵火焚烧民房，还开枪射击前去救火的消防队员，焚毁民房千余间，平民死伤三千余人，也不见谁敢出来抗议示威，成立“保命同志会”，遑论发“水电报”煽动袍哥暴乱。以后四川军阀杨森赶走另一军阀熊克武，在成都大修马路，强行无偿拆毁民房。成都著名的“五老七贤”前去请愿，杨森板下脸来斥责说：“我拆一点房檐屋角，你们就大惊小怪，说老百姓不愿意。如果我当初进入成都时，把四城门关上，放一把火烧个精光，倒还省了不少麻烦。”骂得他们哑口无言，灰头土脸，从此再不敢抛头露面。辛亥前后川人的前倨后恭，比什么都更能说明贱民的德行。

这贱民德行又岂止限于四川？清政府借外债修铁路造福国家，百姓却嚷翻天，口口声声骂政府卖国。后来袁世凯向五国银行团借款维持政府运作，国民党说是老袁借钱准备打内战，更加嚷翻天，甚至为此发动武装叛乱。等到老袁真的打起内战来，大败国民党叛军，海内反倒鸦雀无声了。段祺瑞后来真的向日本借钱打内战，也不见有谁发起什么救国运动。我党甫上台便与苏联签订卖国条约，为了几个臭钱不惜出卖国家领土、资源和主权，也没人敢说 “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毛周以史无前例的大手笔黑箱卖国，向几乎所有的邻国都拱手相让万里河山，赢得的只是一片“民族英雄”的赞颂。改革开放后我党更是大借外债、引入外资，使得“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都达到了有史以来见所未见的规模，然而中国人却空前地扬眉吐气，觉得自己真正站立起来了。

由此看来，孔子完全说反了，不是“天下有道，庶人不议”，而是“天下有道，庶人抗议；天下无道，庶人不议”。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享有自由的愚民仍然是愚民，只会被“上诈”制造的一边倒的舆论煽动起来，去祸国殃民。真正无道的如我党看穿了这一点，便在40年代利用国府治下的言论自由，制造舆论煽惑愤青愚民和国府过不去，在自己上台后便彻底剥夺公民的言论自由与知情权，使得中国再也没有了舆论，只有中宣部任意塑造出来的伪舆情。上台前后的表演虽然迥异，说到底都是“上诈制造舆论以煽惑下愚”的灵活运用。我党社会与传统社会的区别，只在于政府垄断了上诈，再也没有了独立于朝廷的上诈。唯一的例外是1989年，其时上诈们从党的控制下短暂地游离出来，再次成功地控制了下愚，“有道”的难得政局便再度被下愚的抗议断送。

明乎此，则不难看出言论自由是把两面刃，弄不好就可能变成上诈煽惑下愚去祸国殃民的强大工具，破坏甚至断送大有前途的改革事业。因此，健康的言论自由的前提是理性与宽容。这宽容不但是对统治者的要求，同样也是对所有论者的要求。最重要的一点，是全民必须养成冷静分析国策利弊的理性习惯，放弃对道义煽情春药的千年爱好，为两派针锋相对的理性争论留足空间，破除“全民自发实行舆论一律”的自伤传统，使得上诈们的道义讹诈彻底丧失市场。做不到这一点，则哪怕政府放弃言论管制，中国人也不可能获得西方式的言论自由，充其量只能让话语霸权从政府手上转移到形形色色的民间上诈手中。

从这个角度来看，过去20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犬儒”化有助于愚民的成熟，至少使得道德煽情春药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市场。这一健康趋势可在国内网络舆论中看出。尽管仍然有着大批喜服“民族大义春药”的愤青，但毕竟出现了80年代听不到的比较冷静理智的声音。如今就连秦桧杀岳飞的客观利弊都敢有人冷静探讨了，而这在以前根本就是不敢想象的。从功利的角度否定暴力革命更是成了许多人的共识。这些迹象都令人欣慰。长此下去，我想国人总会有成熟的那一天。

所谓“铁路商办”的闹剧，其实是大规模骗钱的烂事，用鬼子的话来说便是fraud，用阿拉伯上海旧话来说便是“仙人跳”，坑害了无数被迫“入股”的升斗小民。清廷在1911年5月9日的上谕中指出，铁路商办在广东“收股及半，而造路无多”；在四川“倒帐甚巨，参追无着”；而在湖南与湖北，则是“设局多年，徒资坐耗”。如果这种状况旷日持久，民累愈深，后果何堪设想，云云。确实如此，这烂尾工程不仅已经烧了大量的钱，而且还将继续烧下去，不知伊于胡底，最后受害的还不是百姓？

而且，它不仅殃民，更加祸国，盖它还不是一般的商业欺诈，更妨碍了国家基本建设——你占着茅坑拉不出屎来，请问这铁路到底是修还是不修啊？正如给事中石长信说的，如果张之洞不重金购回粤汉铁路的筑路权，让老美的公司承包到底，那铁路早就修好，已经开始还本付息了，那又何至于让尔等折腾几年，耗资1000万银元，却只修起了40英里的铁路，每英里值25万银元？世界上还有比这更贵的物事么？照这单价计算，粤汉铁路全长1096公里，约为680英里，岂不是要花17,000万元？跟马关条约赔款也差不多了。川汉铁路比粤汉铁路更长，工程更浩大，再加上别的省的铁路，总支出只怕要相当于庚子赔款加上马关条约赔款，岂不是要让全国彻底破产？

所以，世上任何一个负责的政府，都不能不出来收拾这烂摊子，犹如今日欧美国家政府出来将濒临倒闭的大银行国有化一般。而且，清廷还不是一般的负责。据萧教授介绍，清廷先后对全国商办铁路进行了15次调查与检讨，最后推出的解决方案也相当合情合理，兼顾了为国与为民。

先看为国。鸦片战争50年后，清廷总算学会了两个西方观念：“利权”，亦即“国家利益”（“利”），与“国家主权”（“权”）。已经在旧作中解释过了，传统中国并无这些西式观念，盖孔教讲“义”不讲“利”，更无“国家平等”观念，因此古人不可能有由此派生的“国家利益”与“国家主权”的观念，只知道维护“国体”亦即朝廷的面子，也就是如今中共的“民族尊严”。只要能保住皇帝的面子，国家利益与主权都可以弃之如敝屐。这就是清廷在两次鸦片战争中的指导思想，更是毛共30年的外交总纲。直到今天，它仍然是我党外交的指导思想。现代中共与毛共的外交方针的区别是，毛共如19世纪的清廷一般，只讲“国体”，不讲“利权”，而如今我党则是“面子第一，利权第二”。虽然比起晚清和民国来仍是极大倒退，但相对于毛共毕竟已是天翻地覆的进步了。

晚清新政开始前后，朝野总算有了“利权”观念，抛弃了只要面子不顾利权的愚蠢做法，而且，由于舆论的抨击，还变得过分谨慎，非但不敢像我党那样“搁置主权共同开发”，放手让外国承包，就连借外债都疑虑重重。全亏盛宣怀那现代中国绝对见不到的国务家说服了摄政王，告诉他中国穷得要死，要兴办大型工程非得举外债不可，这其实并不会损害中国的利权，只要谈判签约时坚持“严定限制，权操于我”的原则，使外人只有投资得息之利，无干预造路用人之权，则借洋款利大弊小，欠下来的债可以靠企业盈利还清。

据此，朝廷推出的善后方案是，将铁路干线的修筑权收归国有，由国家出面向外国银行借债，解决资金不足问题，再由国家出面招工督造。盛宣怀通过二十多次艰苦的谈判，与德法英美四国银行签订了条件相当优惠的借款合同，年利率为5%，分40年还清，以两省的百货税收和盐税抵押。凡是向银行借过钱的同志都该知道，这属于低利率，萧功秦指出，它还不到当时国内钱庄放债利率的一半。而且，它还是固定利率，完全忽略了通胀。

更重要的是，条约明确规定，铁路建造与管理的全部权力归中方所有，由中方自行选派三名洋人总工程师，外国银行对所聘总工程师有否决权，但须说明否决理由。总工程师听命于中方督办大臣。其委任、辞退有关人员须经中方总办同意，如有分歧，由中国邮传部作最终裁决，对此裁决不得提出异议。合同还明确规定了筑路必须优先使用中国工业产品与原材料；中国对所采用的贷款国的产品与原材料拥有监控权利；四国银行及其政府只是贷款方，并不拥有经济利益以外的政治附加条件；中方如能按期偿还贷款本利，则贷款方不得干预各省之厘捐。

因此，这贷款完全无损于中国利权，与1950年中国和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完全是两回事。在那次谈判中，苏联给了中国3亿美元的贷款，年息仅为1%，利息虽低，中国却付出了沉重的国家利益与主权的额外代价，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是：苏联人从条约中得到“两块‘殖民地’，即东北和新疆，不准第三国的人住在那里”。“在斯大林的压力下，搞了东北、新疆两处势力范围，四个合营企业。”（转引自杨奎松：《中苏国家利益与民族情感的最初碰撞——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为背景》，《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毛泽东没说的是，他在民国政府好不容易才废除了治外法权之后，又再度以密约方式将治外法权赋予苏联专家。

再看为民。清廷采用了给事中石长信的建议，将计划修建的全国铁路分为“干路”与“支路”，前者是“纵横四境”、连接各省的大动脉，而后者则是前者衍生出来的支线。清廷只将干路收为国有，而支路仍由各省绅商集股商办。这既符合民间无力筹资承办铁路干线的国情，又照顾了各省绅商的筑路热情，保障了民间经济自由与绅商走资的积极性。

更重要的是，清廷的路权国有化政策并非我党“剥夺剥夺者”的“社会主义改造”，乃是有偿赎回，其原则是将各铁路公司现有的实际资本价值换成国家保利股票，对坏账则不予补贴。这当然是正确的，如盛宣怀指出的，政府的钱来自全民，无权用百姓的钱去弥补商办铁路公司自己造成的亏空。

这儿可以商榷的只是对各省的赎买比例是否公平。如上所述，粤汉线只修筑了长沙到株洲约40英里的一段，就花去了1000万元，然而朝廷却按票面价格赎买了两湖的公司的股票。广东公司股票的真实价值不及票面价额的五成，清政府仍从优发给六成的国家保利股票，其余四成则发给国家无利股票。四川公司因为某经理挪用资金从事私人投机，造成巨额损失，朝廷印象恶劣，于是就只同意偿还已经用于筑路的700万两现银以及开办等费，私人投机造成的300万元坏账则由川人自己负责。

就是这惹恼了四川人，触发了所谓“保路运动”。其实“保路”是假，“保坏账”才是真。这从两湖的态度转变中最能看出来。清政府“铁路国有”政策公布后，最先跳出来抗议的是湖南人，他们多次举行游行示威，叫嚷“拒外债、保路权”，湖北也跟着闹腾了一气。但待到偿还方案公布后，喧嚣立即停止，“湘中革命空气，一时颇为沉寂”。

四川可就不是这么回事了，1911年6月7日，度支部（财政部）决定的川汉铁路股款处理办法为川汉铁路总公司公开，全省舆论大哗。13日，四国借款合同寄到成都，咨议局副议长罗纶起草文章并联合2400余人上奏朝廷，逐条批驳借款合同。四川铁路公司与咨议局的负责人随即组织群众大会，罗纶在演说时痛哭流涕，声称：“川汉铁路完了！四川也完了，中国也完了！””大会一致同意他的号召：“一致反抗，反抗到底！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人抗纳租税！”，并成立了“保路同志会”。积极分子们更散发了《川人自保商榷书》的传单，诬指“政府夺路劫款，转送外人”，呼吁“各厅、州、县城议事会集议，选定殷实精壮子弟多至百人，少至六十名，作为临时团丁，分批轮训，驻官署官局，以便保护”，准备以武力抗争。

因为局势不稳，清廷令端方带湖北新军入川弹压。消息传到川中，更是火上加油。9月7日，保路同志会代表率同数万人赴总督府陈请阻止端方入蜀，总督赵尔丰不允，“众即言词激烈，赵督当场喝令狙击”，拘捕谘议局议长蒲殿俊、副议长罗纶、川路公司股东会长颜楷、张澜，保路同志会会员邓孝可等9人。商民闻讯后涌向总督府，要求释放蒲、罗诸人，赵下令对商民开枪，酿成血案。同盟会乱党趁机见缝下蛆，勾结袍哥组织煽动暴乱，以“水电报”的方式号召各地起事，全省乱成一团。湖北新军被端方带走入川后，武昌“起义”得以爆发。消息传到四川后，各地纷纷宣布独立，连端方率领的新军也在途中“起义”，他本人为叛军所杀。因此，四川 “保路运动”骚乱，其实是辛亥丑剧的导火索。

如今后人回顾历史，不难洞见这档子烂事的本质。保路同志会赖以号召愚民闹事的理由完全是诬陷，所谓“政府夺路劫款，转送外人”完全是莫须有的指控，“商路亡，中国亡” 更是搞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路都没有，保个什么？川汉铁路到今天也没修成。成渝铁路直到1936年才开始修建，1937年7月停工，仅完成工程量的14%，一寸钢轨未铺，直到1952年才建成营运。在此之前，四川全境内无一寸铁路，连云南都不如，后者还有法国人修的滇越铁路。如果四川人不奋勇“保路”，辛亥丑剧不爆发，让清廷按原计划借债筑路，聘任外国技师，那么就算川汉铁路因地势险峻无法修通，起码也不至于弄得寸路毫无。这到底是保路还是毁路？

“劫款”之说更是匪夷所思。政府不过是拒绝为四川铁路公司的内部贪腐买单罢了，并不曾效我党恃强抢夺私人财产。四川保路运动之所以没有像两湖那样迅速消散，完全是因为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和督办大臣端方致电通知川督王人文，度支部决定不许川省股东“保本退款”。这当然是应该的：民间经营亏空折本，岂有让国家 “保本退款”之理？

最恶心的还是，明明是为了私利，却要装出忧国忧民状来，说什么“川人不在反对借款，而在反对借此丧失国权之款，不在路归国有，而在名则国有，实为外国所有”，“借外债是明明导外人干预财政也”，“中国将步印度之后尘”，“外人占人干路，扼我财权，足招亡国之祸”，这算是什么笑话？盛宣怀签订的贷款合同，有哪条哪款可以招致这一系列恶果？我党执政后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大举对外借债，招商引资，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国家亡了没有？

总而言之，从全民利益来看，清廷此举一点错都没有。从法律程序的角度来看，我认为也无大错。国内学者周衡指责铁路国有化违反了“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的宪政原则，否决了依当时的《公司律》而“转（让）股”之可能，“晚清政府的宪政国基与法律尊严荡然无存” （周衡：《保路运动的历史启示——兼与萧功秦先生商榷》，《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4期），我觉得也难成立。当时只是“预备立宪”，并未开始行宪，处于一切草创的过渡时期，朝野都未建立明确的法治意识（哪怕是今天也如此）。以西式现代法治国家的高标准去要求清廷，未免责之太苛。更何况四川铁路公司实际上已经破产，按西方的做法是拍卖，哪来什么“转（让）股”之说？政府出来为公司擦屁股，已经是天大的好事了。

周先生还指责清廷“对于不法商人造成的累累金融弊案概不查究，并不设法弥补民众因之的损失。此损害民利、轻纵案犯的作法，必然招致民怨沸腾”，我也无法同意。首先，民办企业的贪腐不是政府机构贪腐，只要不是偷税漏税，即使是现代法治国家也是“民不举官不究”，政府无权随意插手。其次，“民怨沸腾”并不是因为政府“轻纵案犯”，而是因为政府拒绝为坏账买单，“保本退款”。周先生此说，完全是代无理取闹的川人在百年后追加借口。

至于许多学者吹嘘的“保路运动是中国第一次维权运动”就更是海内奇谈。所谓“维权”，指的是公民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与利益，并不是维护自家公司的坏账。如果此论成立，则股民也可在炒股蒙受损失后去向政府索赔了，天下焉有是理？如果川人有点起码的权利意识，知道行使股东的监督权利，则那坏账也不至于发生了。放弃自己的合法权利，纵容经理人员上下其手，中饱贪污，等到公司资金被蠹虫吸干后，却去要求政府“保本退款”，将这种无理取闹誉为“维权运动”，我认为是对公民权利的曲解，也是对先民的恶毒讽刺。

总而言之，我认为朝廷对此事的处理不过是策略失误，也就是没有把此事交给资政院和地方咨议局去处理，让它们代朝廷去做恶人。但这也不过是事后说现成话而已。若真如此办理，则我敢断言该案永无解决之日：须知保路同志会的首领就是四川咨议局的议长与副议长，他们要争的就是“保本退款”，又岂会同意合理的解决方案？而度支部绝不会同意“保本退款”，必然形成僵局。于是那烂事只会永久拖延下去，资金越耗越多，“民累愈深”，到最后激起民变，还不是得由朝廷兜着？

因此，要不激起民变，唯一的出路是朝廷接受川人“保本退款”的无理要求。但这势必造成朝廷威信尽失的严重后果，盖川人已把此事提到了爱国与卖国之争的高度，朝廷若是让步，势必变成在英勇的四川人民的爱国斗争下乖乖屈服的卖国贼，落到当年制止广东三元里人民攻击英军的广州知府余保纯的下场。

说到底，这档子烂事，与过去愚昧绝伦的广州人民“反入城斗争”一模一样，两者都是既得利益集团以“民族大义”煽动愚昧无知的愤青与暴民作冤大头，去维护他们的私利，最后由全国人民为他们的胡闹买单。在传统社会，民众常为士绅操控。鸦片战争前，广州作为全国唯一的外贸窗口，由朝廷直接垄断外贸，实行“行商制度”，在广州造出了一个盘根错节的庞大利益集团。英国人以武力打破了这种贪腐制度，把贸易自由强加到中国人头上，激起该集团的反抗，官绅们利用舆论操控权（亦即今日所谓“话语霸权”），以道德高调煽起愚民去为他们的私利流血送命。

这就是陈寅恪说的“中国之人，上诈而下愚”的实际国情。自鸦片战争以来，这国情反复发作，反复戕丧国家民族元气：两次鸦片战争、义和团、保路运动、辛亥丑剧、“逼蒋抗日”、“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直到八九学运。

通天河老鼋：小人物的悲欢
　　
　　 这通天河老鼋算不算妖精？应该是算的。首先他的确是修炼中的异类，第二他没有正式的编制，不算称作仙。但与此同时，他既没有想吃唐僧的肉，也没有觊觎他们的宝贝，但最终又是他完成了唐僧的最后一难。
　　 这通天河老鼋的故事，代表了典型的小人物的悲欢。
　　 这老鼋本来是在通天河里乐知天命，静心潜修。但他身上，体现了小人物的典型特征。一是本身能力确实一般。按他自己的说法，已经修炼了1300多年，还是一个鳖身。一千多年能有什么改变？这时的孙悟空已经从石猴成长为斗战胜佛了，黑熊已经成了观音的守山大神，可这老鼋混了这么多年还是一个动物之身，悟性连熊还不如。第二个没有任何身家背景，通天河陈家庄流域就是他全部的生活范围，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
　　 生活中有太多这样的小人物，永远在自己的圈子里生活，永远在一种平凡而庸碌的状态中。人微言轻，这个世界永远也不会因为他们而做任何的改变。他们最大的希望，就是沿着自己的生活轨迹平静的活下去。老鼋对孙悟空说：“ 大圣，你不知这底下水鼋之第，乃是我的住宅。自历代以来，祖上传留到我。我因省悟本根，养成灵气，在此处修行，被我将祖居翻盖了一遍，立做一个水鼋之第。”这就是一个小人物最纯朴的想法，只要稍有条件，首先想的就是为自己、为家人做一些改变。现代都市中有太多的民工兄弟何尝不是如此，碌碌辛劳，想的就是春节能多带点钱回家，想的就是何时能攥够钱回家翻新祖居。自古至今，小人物的幸福其实非常简单。
　　 小人物也会有自己的理想。其实越是小人物，可能对理想越为执着。很简单的道理，小人物的身份实在是太过卑微，太多的琐事牵连，越是这个时候，越需要一个理想在促使他卑微的前行。老鼋的追求就是潜心修行，理想也很简单，并不是要得道成仙，仅仅是“得脱本壳，可得一个人身”。
　　 但小人物的这点要求往往也是很难得到满足的，因为实在是太弱小了，任何一点的风吹草动就可能对他们造成太大的影响。于是，九年前观音的金鱼精来了，很轻松的就夺走了他的府第。同时还“被他伤了我许多儿女，夺了我许多眷族”。但这又有什么办法呢？首先打不过人家，走黑道没实力也没底气。走官道如何？最后观音不是来了吗？照样也不过是一个鱼篮带走，至于回去后怎么样，就不是他能把控的事情了。这就是小人物的悲哀，明知权益受到了侵犯，但没有任何一点维权的门道。
　　 就这样忍辱负重的过了九年。对比其他的小人物，老鼋是幸运的。自古至今，小民都是这样，受到了压迫，不敢指望制度的改变，什么时候来个青天大老爷，才是他们最现实最迫切的希望。孙悟空应该就是老鼋眼中的青天大老爷吧，尽管最后金鱼精没有得到惩罚，但起码自己的府邸又回来了。
　　 而更加让老鼋惊喜的是，唐僧竟然是去见如来的。这就像一位平民，突然身边有个人要接受皇帝封赏，而这个人居然还受到了自己的帮助。这个时候，有的也许会说咱们做个交易吧，能不能让皇上给一个小官当当。其实这是很不明智的做法，也许最后真能给你点小惠，但交情也就到此为止了，两不相欠。有的则会什么都不说，就让你欠我一个人情，等到你辉煌腾达了也许会感恩于我。
　　 但老鼋这个小人物则有他自己的逻辑。首先，他知道自己不会这么快成为体制中人，让如来封个神什么的，更可能的是他自己根本不敢这么想。其次，他知道自己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唐僧一路上过来，不知得到了多少帮助，感恩也轮不着他（后来的事情确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他只有一个很简单的愿望：就是问一下如来何时能够修得一个人身。也许他还有另外一番打算：不指望自己真能因此而得到什么，但如果唐僧能在如来前哪怕提一下自己，让如来知道世上还有这么一个老鼋。小人物的可怜心态，哪怕只要领导能够稍稍的注意一下自己，就能获得极大的满足。
　　 唐僧带着老鼋的期望走了，有梦想的人生是最幸福的。在后面的几年时间里，老鼋肯定是带着希望和憧憬在通天河修炼。我的心在等待，等待你回来。终于有那么一天，为了凑够81难，取经归来的唐僧四人从通天河上空的彩云中掉下来，老鼋及时出现，再次送他们过河。按常理说他每天都在等待唐僧，但为何没有第一时间询问而是等送唐僧一行到河中再问呢？老鼋这几年应该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如果唐僧真的忘了该怎么办呢？他不能真正拿唐僧怎么样，但他有自己的抗议方式。小人物没有实力和你真正对抗，但一旦被激怒，他会有自己的摆平手段。当小人物最后的希望被打破，有时反抗会更加激烈，因为他可能会拿自己生命换取最后一点尊严和公平。而在生命的对决中，是没有贵贱之分的。犹如宫廷中往酒中下毒的太监；犹如将睡梦中的张飞砍头的小卒；犹如向城管挥刀的菜农。老鼋所能做的就是将唐僧四人掀入水中，让取经差点功败垂成。
　　 不过反过来说，这是不是老鼋自己错过了机会？为何如来会恰恰让唐僧在通天河跌落？也许是他已经知道了老鼋的存在，想在提拔他之前在给他最后一次考验？其实并不一定是落水才算“难”，最后观音在计算唐僧的取经历程时，不是连“西梁国留婚”都当成了第四十三难吗？女王并非妖精，也从未威胁，算哪门子“难”？因此，唐僧跌落云层，已经可以算是一难了。如果老鼋能不计较安分的渡他们过河，说不定真的能得正果，可惜自己在不经意间浪费了这个机会。但这何尝又不是小人物的又一种悲哀：一次的小错误能掩盖之前所有努力。但对不起，以前领导不知道，当领导重视你了你却犯了错误，那就是你自己命苦了。碌碌草民，永远不会有平等的机会，能否抓住，就要看你的造化和命运。

白骨精，唐僧和谢亚龙
　　
　　
　　 白骨精是《西游记》中最出名的妖精，甚至已经成为妖精的代名词。其实，她在原著中的身影非常模糊，远非其他一些妖精那样个性鲜明，说白了就是一个跑龙套的。她的出现就是让唐僧赶走孙悟空，从而引出下面的剧情。
　　 如果说传统意义上的“妖精”是个贬义词，那么在《西游记》中登场的诸多妖精中，白骨精的形象是最符合的。谈了这么多妖精，唯有白骨精我实在是不能把“可爱”二字与其对应起来，自不量力，自作聪明。
　　 在白骨精登场之前，书中的描写是该地“峰岩重叠，涧壑湾环。虎狼成阵走，麂鹿作群行。无数獐豝钻簇簇，满山狐兔聚丛丛。千尺大蟒，万丈长蛇；大蟒喷愁雾，长蛇吐怪风。”写其他妖精的根据地时，很少如此落笔，或山灵水秀，或丛林莽莽，或楼阁亭台，最多是加上孙悟空说一句“师父，有妖气”，但惟有这里最为阴森恐怖。而且白骨精并不是成精的动物，其实是一具骷髅、一具僵尸。与其说是妖精，不如说是鬼魅。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吴承恩先生的曲笔，兄弟成仇，师徒反目，白骨精的这个故事，包含了太多人性中的隐晦。
　　 但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白骨精在全书中起着一个比较重要的作用。白骨精是取经四人团成立之后面对的第一个妖怪，换句话是，这是该部门的第一次合作，但初次磨合显得非常不成功。这时候取经团其实是一个什么状况呢？孙悟空在此之前虽然立了几次功，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但发挥得并不充分。收猪八戒和沙僧就不说了，主要是菩萨的安排，打黄风怪和黑熊怪也是最后靠菩萨帮忙。与此同时，他和唐僧一直存在矛盾，偶尔还骂唐僧脓包，典型的不尊重领导。就在不久前还在万寿山偷吃了人参果，犯了一些小错误。而猪八戒这时候还没有体现出他脓包的一面，反而是在打黄风怪时“半空中八戒争先”，一上来就干掉了黄风怪的虎先锋，立了头功。而沙僧还处于试用期，没有什么表现的机会，但态度一直非常勤恳。
　　 其实唐僧在取经团中的领导形象非常像谢亚龙，虽然目标非常坚定，横下一条心，一定要出线，但具体怎么走一窍不通。外行领导内行，业务能力极差。同时还喜欢抓住权力不放，偶尔还喜欢做做诗弄点自己的理论出来。可以想见，这种领导最喜欢什么人了。这时候还没有遇见什么强队，对手都是马尔代夫级别的。那听话又会拍马屁的教练是最受欢迎的，反正赢球就行。不听话的，水平再高也不会用，担心把控不住呀。
　　 在这种时候，其实猪八戒和沙僧是最受唐僧欢迎的。猪八戒估计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黄风岭的立功更加加强了他的信心，所以他这时想的也就是排挤孙悟空，取代他的骨干地位。
　　 白骨精第一次变成一位少妇，说是去给丈夫送饭的，但一直潜心斋佛，可以考虑把饭给唐僧吃。孙悟空一棒打来，白骨精脱壳而走，留下一个尸首。这时候白骨精留下的饭已经成为蛤蟆青蛙，唐僧本来差不多相信了。但猪八戒从中挑唆，说猴子怕你念紧箍咒故意变这些东西骗你呢，结果孙悟空白白的挨了20遍紧箍咒，并要逐他走。最后孙悟空苦苦哀求，甚至说如果下次再犯“三十遍也由你，只是我不打人了”，然后又伺候唐僧上马，将摘来的桃子给他奉上，感觉非常辛酸，这才没有被赶走。不久之后白骨精又变成一个老太太，猪八戒马上说完了，你刚才打死的就是她女儿。孙悟空说老太太看起来80多了，刚次那个少妇才20多，哪有60多岁怀孕的。又是一棒，白骨精还是留下假尸逃脱，这时候唐僧不等分辨，就是30遍紧箍咒。在他看来对与错不重要，问题是你刚刚保证了不犯，这才几分钟呀，典型的不尊重领导。这时候又要赶他走，猪八戒还冷潮热讽：是不是要分行李？那就拿几顶帽子吧，也不白做几年和尚。孙悟空第二次哀求，说你既然松不了紧箍咒，还是让我留下吧。
　　 第三次白骨精变成了一个老头，这时候孙悟空甚至叫了山神土地在半空中作证才下手。这一次白骨精彻底完蛋，都给了你两次机会了，也是活该。死后就是一堆骷髅，但猪八戒进行了第三次挑唆：猴哥，你不厚道呀，一家三口都被你杀了，还变成白骨来骗师傅。结果这一次也彻底让孙悟空再次被逐。孙悟空说事不过三，都让你劝退三次了，我还不辞职就太贱了，只是以后谁来替你干活？唐僧说八戒悟静就不是人吗？意思是没有你照样玩得转。
　　 就这样白骨精用自己生命的代价成功的离间了唐僧和孙悟空。而在之后，取经团就碰见了黄袍怪，在他面前猪八戒彻底现行，证明了他和沙僧只能挑担喂马，唐僧被变成老虎囚禁，猪八戒不得不厚着脸皮去请猴子重新出山。从这个角度来看，白骨精的出现，其实也间接的促成了取经代表团的稳定：唐僧作为领导终于知道了哪个员工最不可或缺；孙悟空确定了自己的业务骨干地位，顺便一路欺负猪八戒也成为副业；猪八戒在碰了一鼻子灰之后安心成为业务助理，从此听话了很多；沙僧一如既往的开路牵马。只是在真正的职场上，不会有那么多的黄袍怪，也不会那么及时的出现。更多的时候，除了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还得注意要把人做聪明。

---------------

 

九头虫：一个自卑驸马爷的抉择
　　
　　 九头虫就是乱石山碧波潭万圣老龙王的女婿。之前孙悟空借芭蕉扇时，曾经提到牛魔王曾到碧波潭做客。我估计九头虫和牛魔王是哥们，当他还孑然一身时，经常在一起喝喝酒掷掷筛子什么的。有一天酒后，牛魔王语重心长的对他说“兄弟，你这样混下去不行呀。看看老牛我，有老婆有情人有儿子有家产，生活那叫一个滋润。还不是因为我年轻的时候聪明，找了一个好老婆？这样吧，我认识一个龙王，也算是有点家产，给你做做媒”。于是应该是在牛魔王的撮合下，上门到碧波潭作了驸马。
　　 在电视剧《西游记》中，给九头虫戴了一顶第三者的帽子。说这万圣龙王的女儿本是小白龙的未婚妻，结果和九头虫好上了，小白龙才在一气之下烧了玉帝的夜明珠。其实仔细分析这不大可能，男人不坏女人不爱有些道理，但前提是两人的实力差不多。可这九头虫和小白龙的实力差距太大了。先说身份，一个是北海龙王的三太子，贵胄公子哥阶层。一个纯粹就一街边小混混。再说长相，小白龙化为人相的样子没有直接描述，但龙身“腮颔下生出银须，一身瑞气，四爪祥云”，同时既然叫“玉龙三太子”，应该是帅哥一个。而九头虫呢，书中的描述是“远看时一头一面，近睹处四面皆人。前有眼，后有眼，八方通见；左也口，右也口，九口言论”。而化成原形的样子更是“观其形象十分恶，见此身模怕杀人!”，连猪八戒都说这家伙怎么这么呵碜呢？身份长相都和小白龙差距这么大，你想万圣公主会变心吗？
　　 这万圣公主倒是一个美女，用《西游记》第一蠢妖灞波儿奔的话就是“那公主花容月貌，有二十分人才”。那为什么老龙王会看上九头虫呢？这里先说说关于龙的话题，同样是龙，差距是很大的。在《西游记》中第一档次的龙是四海龙王，位高权重家大业大。第二档次就是径河龙王类型的，实力较小，但好歹也分管一方风雨，并且同四海龙王还有点亲戚。第三档次就是像万圣龙王、乌鸡国井龙王之类的，真是个“龙潜浅底”，空有一个龙身，毫无实力。就像皇族一样，几代传下来之后也是种种不同了，有的还是贵族，也有像刘备这样编草鞋过日子的。这万圣龙王估计最多就一县长的级别，何尝不想和电视剧里一样，与四海龙王攀攀亲，但估计人家根本瞧不上。这时候其实最现实的就是找一个有点本事的，能为自己多挣点家业。再加上牛魔王做做媒，这样就等于有了牛魔王这个地方势力的保护，也就将就委屈一下女儿了。其实在《西游记》中的老龙们都是比较自私的，小白龙怎么被降罪的？是在毁了珠子之后“他父告他忤逆，天庭上犯了死罪”。为了自己的前程连儿子都可以不要，何况女儿？
　　 总之多方因素之下，这九头虫当上了所谓的驸马爷。这万圣龙王虽然级别不高，好歹也算是个名门。这样问题就出现了，本身两人的结合就跟爱情没有多大关系，而且还门不当户不对，估计这九头虫在家里也没什么地位，经常跪跪搓衣板那是免不了的。再加上老婆成天在家里唠叨“你说你吧，二郎神哪咤俺就不提了，你也比不上。可就你那哥们牛魔王，一样不是小流氓出身，可他现在多有本事？你就不能挣点气？”男人就是这样，你可以说他没文化可以说他长得丑甚至可以说他是流氓，但如果说他没本事不思上进就捅到了痛处。所以这九头虫结婚后的苦闷可想而知。
　　 后来终于找到了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发现碧波潭附近的金光寺宝塔祥云笼罩夜放霞光，后来一打探原来里面有一个佛宝舍利，心想这可以解决碧波潭的用电问题，俺把他弄来，省得这娘们天天唠叨。于是就悄悄地给老丈人说，老龙叶动心了，于是就一起下了一场血雨，趁机偷了宝贝。公主也不含糊，偷了王母娘娘的九叶灵芝草回来，与舍利一起养着当大灯泡用。总之，一家子从老到小都是一个习气，也难怪后面的悲剧。
　　 后来孙悟空来了，九头虫心想这事可能要遭，于是就派了奔波儿灞和灞波儿奔两个小妖去探风。可这两个小妖实在是太笨，还没等动刑就把该招的全都招了，于是孙悟空就得了证据，闹上门来。
　　其实一开始，老龙王还是有些害怕的，听说孙悟空来了之后，“那老龙听说是孙行者齐天大圣，唬得魂不附体，魄散九霄。战兢兢对驸马道：‘贤婿啊，别个来还好计较，若果是他，却不善也！’”其实如果这时候交还宝贝也就没事了，孙悟空虽然喜欢欺负龙，但现在同为体制中人，从没想要龙的命，黑水河的小鼍龙还是他求的情才没让猪八戒筑死。但这九头虫却不甘休，说岳父呀，我自幼也是学了些本事的，让我去打发他走人。
　　 其实就在不久之前，他的哥们牛魔王一家都吃了孙悟空的大亏，他不是不知道孙悟空的本事。但是没办法呀，如果这时候装孙子今后在家里就更不能挺胸直身板做人了，所以只能冒险一搏了。这就是攀高枝的悲哀，随时随地都要想着证明自己。
　　 首战居然还告捷，和孙悟空打了30多回合，还活捉了猪八戒，这样面子是挣够了，但矛盾也就激化了。孙悟空救出来猪八戒，猪八戒先是噼噼啪啪的把宫殿掀了个底朝天，之后又将九头虫和老龙王引出，孙悟空一棒结果了老王龙的性命。之后又是二郎神跑过来帮忙，龙子龙孙全家死光光，龙女成了猪八戒的又一个美女牺牲品。龙婆则被穿了琵琶骨，锁在金光寺宝塔里面，堪称《西游记》中最悲惨的龙家族。
　　 这九头虫呢？被二郎神的哮天犬咬没了一个头，但还算是捡回了一条性命，但以后的日子，也只能拖着一个滴血的脖子四处流浪了。不知道在这个时候，他又没有怀念自己和牛魔王在一起时无忧无郁的生活。本想攀攀高枝，哪知道结婚之后才知道此种生活的痛苦。当然攀高枝也不是不可以，牛魔王不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吗？可惜的是自己没碰上铁扇公主这样的好老婆。一个想刻意改造自己男人的女人是不明智的，因为即使男人成功了也不会感激你的鞭策，可能性更大的是一旦成功，你反而就成了下一个改变的对象。别忘了男人和女人不一样，永远只能牵着走而不能赶着走。

----------------

 

车迟国三位窝囊妖精：何为正道？
　　
　　 很多人都说孙悟空一个筋斗就是十万八千里，为何还要傻乎乎的陪着唐僧一步步的去取经；也有人说如来派人直接送过来不久行了，何必整这么大的动静，虚伪。在原著中的解释是这样的，如来一次开会的时候说诸位呀，好像南赡部洲不怎么和谐呀，这样下去不行。我这里有几本内部培训资料，应该可以给他们洗洗脑。我也想直接派人送过去，但怕他们不认可，当俺是骗子。所有还得从东土找个识货的人过来，让他一步步的走过来拿资料，这样他就会懂得珍惜了。（
　　 我待要送上东土，叵耐那方众生愚蠢，毁谤真言，不识我法门之旨要，怠慢了瑜迦之正宗。怎么得一个有法力的，去东土寻一个善信，教他苦历千山，询经万水，到我处求取真经，永传东土，劝化众生，却乃是个山大的福缘，海深的善庆）。
　　 这应该是一个比较能站得住脚的原因，但我分析其实还有更深层的原因，那就是取经是宣言书，取经是宣传队，取经是播种机。一路上走过来，顺便忽悠忽悠我佛的好处，遇见欺负和尚的，也顺便帮帮忙。实际上，取经代表团一路上走过来，确实也起到了这个作用。且不说基本上每到一个国家唐僧和国王都要会谈一番，而且也确实阻止了两个国家对和尚的欺负：一个是车池国，一个是后来的灭法国。
　　 车迟国的背景其实来源应该是中国历史上几次灭佛的行为，南北朝时期，北朝的两位皇帝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就基本上使中国北方的佛教消失。后来唐武宗李炎也是如此，当时曾使僧侣还俗达到26万余人，撤毁大小寺庙4万余所。而车池国的故事大抵是这样：话说20年前，车池国突然遭遇了百年不遇的旱灾。政府在组织抗灾的同时，也号召全国人民展开了求雨活动，估计也少不了和尚做法，但效果都很不明显。这时候突然来了三位道士，登坛做法，居然把雨求来了。这一下和尚就倒霉了，拆庙的的拆庙，散伙的散伙。自杀的自杀，当苦力的当苦力。等孙悟空他们到来时，全国只剩下了500多名和尚苦力。而这500名和尚苦力怎么都死不了，据说是被六丁六甲、护教伽蓝保护住了，然后太白金星托梦说你们再忍忍，等一个长得像猴子的家伙过来就好了。唉，20年了，如来都跑到哪儿去了？ 还有这太白李长庚是道教中人呀，怎么反过来帮助和尚？这应该是玉帝的政治策略，当取经团经过时，还这样过分难免激化矛盾，稳定第一。所以玉帝说长庚啊，咱道教在车池国是不是过分了点？得饶人处且饶人呀。
　　 道教的高层懂得这个道理，可惜虎力、鹿力、羊力三位大仙不这么想。这三个家伙差不多是《西游记》的诸多妖精中最窝囊的，也是挂得最不明不白的。古时身为人臣，最忌讳的就是将政敌赶尽杀绝。中国历史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人人皆可为皇帝，当你没有对头，权倾朝野，也是你最危险的时候。皇帝不怕你贪财，怕的就是你贪权。其实在现代职场也是如此，如果因自己一时的得势就排挤同事，放你一旦犯错误，对你打击最厉害的就是你曾经排挤的人。任何时候，都要想着为自己留一条后路。
　　 其实按理说，车池国的三位妖精并不是那种窃国之贼。在车池国20年，每次天灾人祸，倒都是他们摆平。而且在这里既没有蛊惑国王败坏朝纲，更没有干脆把国王干掉取而代之。比如后来孙悟空猪八戒沙僧三人跑到三清观捉弄他们，先是把三清的塑像扔进了厕所，还给厕所起了一个诗意的名字“五谷轮回之所”，非常不厚道。然后又变成三清的样子在那里享受水果，结果三个妖精当是祖师爷下凡了，想讨一点圣水：“想是我们虔心志意，在此昼夜诵经，前后申文，又是朝廷名号，断然惊动天尊。想是三清爷爷圣驾降临，受用了这些供养。趁今仙从未返，鹤驾在斯，我等可拜告天尊，恳求些圣水金丹，进与陛下，却不是长生永寿，见我们的功果也？”这段话说明了两点，一是他们绝非妖道，二是他们是真正把国王当成了自己的老板，什么好事都想着他。结果圣水没喝成，反倒喝了不少猴尿和猪尿。而且这三位妖精也不会什么邪门的武功，知道受骗了之后就是“一齐动叉钯、扫帚、瓦块、石头，没头没脸，往里面乱打”。第一次看见妖精是这么打架的，一点都不专业。
　　 第二天唐僧四人转换关文时，这三个道士当然也不会放过他们，但打是打不过，于是就开始斗法，想借国王的手干掉他们。第一局求雨，原来那道士还真会什么五雷法，把雷公电母什么都叫过来了，用雷振子邓天君的话就是“他发了文书，烧了文檄，惊动玉帝，玉帝掷下旨”，由此可见玉帝的决策过程其实很不慎重，随便一个代表报告了一下就批准，没一个调研的过程。孙悟空就说甭听他的，听我的，我用金箍棒指挥，这样就胜了这一局（径河龙王就因为比玉帝的旨意晚下了一个时辰的雨就被砍头，他雷公风婆电母具体作弊也没事，法不责众？）。之后又是比坐禅，这倒是唐僧最擅长的，再加上孙悟空变成蜈蚣给对方捣乱，又赢一局。然后还不服气，又比隔柜猜物，每一次又是孙悟空变成蚊虫飞进去瞒天过海，自然也赢了（说到这里，让我怀念起已经去世的赵丽蓉，在电视剧《西游记》中饰演好心的王后，每次唐僧一比赛那个关切样，非常精彩）。
　　 其实到这时候，如果三位妖精认输，估计这件事也就这样过去了，还能舒舒服服的继续当他们的国师。最大的不幸就是在面对强大对手的时候，对自己的实力估计得太不清楚。先是砍头，这是孙悟空的拿手好戏，轮到虎力出场，头一落地，孙悟空就将毫毛变成了一只黄狗，将头叼跑，Over；之后比挖心，鹿力上场，肚子一挖开，孙悟空的毫毛变成一只老鹰叼走了肠胃，Over too；还不吸取教训，羊力大师还要比下油锅，结果自己辛辛苦苦炼出来的冷龙被龙王收了去，成了油炸新疆全羊，Over too too。
　　 结果就是像童话故事结尾常说的那样：可恶的三个妖精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和尚们又重新回到了幸福的生活。这次佛道之争，看起来是孙悟空代表的佛教在车迟国取得了胜利，佛教重归正道。但胜利是怎么取得的？似乎不是靠真正的谈经论道以理服人，靠的是孙悟空与天宫的交际网和自己的武力。历史似乎总是这样，谁占有资源充分谁的刀更快，谁就是正道，只要占绝了统治地位，粉饰太平嘛，多的是时间。

牛魔王家族小传：瞧这一家子
　　
　　
　　 《西游记》的诸多妖精中，大多都是独身主义者，即使有老婆也多半是抢的。相对来说，牛魔王就很幸运了。老婆、孩子、情人、兄弟，简直是一个大家族，而且家族的每个成员都与取经团有着或多或少的恩怨。说西游，牛魔王家族不得不提。
　　
　　 牛魔王：一位睿智的土财主
　　 牛魔王的第一次出场就是在孙悟空从龙宫抢了金箍棒之后，那时候的花果山兵强马壮，颇有梁山108将齐聚时的声势。之后孙悟空遨游四海广交闲友，结拜了6个兄弟，其中老大就是牛魔王。然后孙悟空称“齐天大圣”，他也就称了所谓“平天大圣”。也许在那时候，年轻的牛魔王是想跟着孙悟空干一番大事业的，但可惜不久之后孙悟空就被压在山下了，七兄弟也如鸟兽散，这是的牛魔王也不得不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而这“平天大圣”的称号在以后的日子里再也不敢提起。
　　 牛是很稳重的，但成了精的牛既稳重又精明，这样的人其实在现实生活中非常容易取得成功。那时候他功力还没有500年后那么厉害，心想猴子都Game over了，我这点三角猫功夫还是甭想造反了，安心做个良民吧。成家立业，先成家再立业。首先在选择老婆这件事情上，牛魔王就做了一个很现实也很聪明的选择。这时候孙悟空已经踢翻了太上老君的八卦炉，火焰山出现了。能够熄灭火焰山的就只有铁扇公主。“铁扇仙有柄‘芭蕉扇’。求得来，一扇息火，二扇生风，三扇下雨，我们就布种，及时收割，故得五谷养生”，当时，这活不是白干的， “我这里人家，十年拜求一度。四猪四羊，花红表里，异香时果，鸡鹅美酒”，扇子扇一下就OK，此种商业模式简直是无本万利（这样说来，孙悟空也应该要求占占股份）。这也是牛魔王为什么会追求铁扇公主的原因，对一个没什么背景的穷小子来说，与其找一个温柔漂亮的，还不如找一个有点本事的女人来得现实。至于他是如何使尽浑身解数追求的，就不可考了。据我的推测无非是献献殷勤，经常在芭蕉洞做做义务工什么的。
　　 和铁扇公主结了婚，有了自己的产业，牛魔王安心过起了自己的小日子，不久又生了红孩儿这个不错的孩子。值得称道的是，牛魔王在稳定之后，也并没有一味靠自己的老婆过日子，而是又开辟了自己的新产业：女儿国的落胎泉水。霸占落胎泉水的如意真仙正是他的兄弟，据我分析应该是牛魔王派他镇守的。这更是无本万利的好生意，同时还能够让自己优生优育。而有了这个产业之后，在家庭生活中，牛魔王也挺直了腰杆，敢在外面包二奶了。
　　 关于牛魔王的二奶玉面公主，前面已经专门介绍了，一个完美的二奶形象。玉面公主能看上他，也必然有他的魅力。而且即使包了二奶，也能很好的维持与原配夫人的关系。还让二奶经常给铁扇公主送点东西，后来孙悟空变成牛魔王来芭蕉洞借芭蕉扇，铁扇公主只说“大王宠幸新婚，抛撇奴家，今日是那阵风儿吹你来的？”如果按常理思维，肯定会揪住牛魔王的耳朵，“你个臭老牛敢在外面养小蜜”，但拿人手短吃人嘴软，也不好说什么。同时虽然有了二奶，但牛魔王还是在努力维持这个家庭的完整性，老婆受了欺负，马上不顾一切的去找孙悟空算账。红孩儿抓住了唐僧，还让手下请牛魔王过来一起享用，可见即使在孩子心中，他也是一位值得尊重的父亲形象。
　　 总之，在家庭方面，牛魔王是一个比较完美也是一个比较成功的男人。而在朋友方面呢，也应该算是仁至义尽了。其实当初花果山的所谓7兄弟只是酒肉朋友，那时孙悟空正是志得意满的时候，估计也不怎么瞧得起他们。但即使这样，牛魔王还是认他这个兄弟的。即使是自己的孩子因为孙悟空的原因被外人强行夺走了，而且还上门欺负自己的情人，他听了解释之后也只是说：“既如此说，我看故旧之情，饶你去罢。”只是后来孙悟空确实闹得不像话，变成自己的样子调戏自己的老婆，才与猴子彻底翻脸。
　　 人算不如天算，在那个时代，一个没有背景的民营企业家想安安心心的过自己的日子何其艰难。不就是没有借扇子吗，多大点事。500年都没人管，只因为唐僧是大领导的弟子就搞得妻离子散。最后情人被猪八戒打死了，自己还被哪吒“将索穿在鼻孔里，用手牵来”送到佛祖那边去，和孙悟空一样，被彻底招安。对牛魔王来说，是幸运还是不幸，孰能说清。
　　
　　
　　
　　 铁扇公主：女人幸福何其难
　　 其实，铁扇公主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的形象，也尤为真实。
　　 前面讲过为火焰山煽煽火，是她的一个比较主要的产业。但其实她收费也不算太高，就是一些普通的祭祀品什么的，能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就行了。当然后面也提到拿芭蕉扇连煽49下是可以彻底熄灭火焰的，但她也没有这么做。很简单虽然我收费不高，但煽没了也没饭吃了。作为妖精，没做什么坏事，但也有点自己的小算盘，正是她比较可爱的一面。
　　 她也是一个比较值得可怜的女子，孙悟空一借芭蕉扇时，她见面就怒斥孙悟空为何要伤害自己的儿子，孙悟空说他给观音菩萨当差去了，有了一个好前程，你还得感谢我呢，她说“你这个巧嘴的泼猴!我那儿虽不伤命，再怎生得到我的跟前，几时能见一面？”一个典型的慈母形象。是呀，虽然知道自己的孩子在菩萨那儿，但观音和自己也不熟，凭什么强行剥脱我的抚养权（如果观音不是女人，铁扇公主估计还好受些）。南海也不是自己想去就能去的，自己的孩子都不能相见，何其痛苦。如果孙悟空这时候能把观音请过来，让孩子和她见见面，观音再说几句好话，兴许扇子就借到了。可该请领导的时候偏要自己作主，变成蚊子飞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威胁。朋友妻不可欺，你说你跑到嫂子的肚子里想干嘛。
　　 孩子不能见面，丈夫也被狐狸精勾了过去，而且还两年时间不回家。后来孙悟空变成牛魔王来找她时，她一听说就忙整云鬟，急移莲步，出门迎接，“罗刹觉有半酣，色情微动，就和孙大圣挨挨擦擦，搭搭拈拈；携着手，俏语温存；并着肩，低声俯就”。也许此时强装欢笑之时，心底却在流泪，心想你这头臭老牛，想想当初你穷困潦倒时，是怎么追我的。现在傍了一个漂亮的狐狸精，就几年不回家，以为弄点钱寄回家就算对得起我了？唉，女人总是需要丈夫在身边的。可惜肉眼凡胎，不知道这是孙悟空变的，白白当了一次猴子的小甜甜。。
　　 最后的结局是老公被强迫皈依了（貌似和尚总喜欢破坏别人的家庭幸福），孩子也难以见面，万念俱灰，只有潜心修行，最后“也得了正果，经藏中万古流名”。但这真是她想要的吗。
　　 女人幸福何其艰难。想当个小女人，会被人说成傍男人过日子；事业成功了，被说成没有女人味；有事业有男人了，还得提防自己的男人不会变心；有了孩子，还要担心他不会闹出什么乱子；最后孩子也长大了，男人也老了花心不起来了，自己一辈子也差不多就这样了。女人的天性注定了男人孩子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但最不容易掌握的也是人性，这就注定了女人的痛苦。

 

红孩儿：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红孩儿是孙悟空碰见的最难对付的妖怪之一，甚至差点要了他的老命。但与此同时，红孩儿是最像花果山时代孙悟空的妖精。在诸多妖精中，孙悟空有两面镜子：一个是红孩儿，照出了500年前的他。一个是六耳猕猴，照出了取经之中的他。
　　 当花果山如鸟兽散之后，牛魔王也不得已过起了自己的良民日子，但在内心中，还是对在花果山与孙悟空大快朵颐的生活感到怀念。在生下红孩儿之后，每当繁星满天的夜晚，他都会给儿子讲述他孙叔叔当年的传奇经历。要知道父亲的话会在孩子幼小的心灵中产生巨大的影响。再加上铁扇公主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孩子，自然也非常放任，而且他的天分甚至比孙悟空更高，孙悟空还有一个菩提老师。而原著中对红孩儿的三昧真火是如此描述的：“这火不是燧人钻木，又不是老子炮丹；非天火，非野火，乃是妖魔修炼成真三昧火”，由此可见这是他在火焰山自行修炼的，这就是杨过与张无忌的区别。少年得志，再加上恃宠而骄，性格不叛逆才怪。
　　 《西游记》中有很多妖精，欺负山神土地最厉害的好像就是红孩儿。山神土地是神仙界最基层的公务员，也是最庞大的机构。他们的工作非常简单，相当于事业单位的传达人员，领导来了搞搞接待指指路什么的。所以当个山神土地基本上不需要什么专业技能，但还是有编制有些福利保障的，所以竞争的人肯定很多。不过安排也很容易，好像没有规定一个山神土地管多大的地方，随便安排就行然后自己划地界，因此只要稍微送点礼就能当。在红孩儿的根据地钻头号山，就是“十里一山神，十里一土地，共该三十名山神，三十名土地”，显然机构非常臃肿。可就是这些基层公务员，被红孩儿欺负得苦不堪言。一个个都弄得衣衫褴褛，对孙悟空抱怨说“爷爷呀，只有得一个妖精，把我们头也摩光了；弄得我们少香没纸，血食全无，一个个衣不充身，食不充口”，做官做成这样也挺辛苦的。红孩儿欺负他们一点都不难理解，他不像那时的孙悟空一样见识多广，能接触到体制中人也就是这些山神土地了，哪怕是不够档次。叛逆的他自然会对这些窝囊废不满，不欺负才奇怪，这和孙悟空当初欺负龙王和阎王何其相似。
　　 也正因为这样，这时的孙悟空已经身为体制中人，经过其根据地的时候，自然要和他PK一番。但身为老牛的孩子，他比当初的孙悟空要稍稍稳重一些。首先在半空中观察敌情：那个白白胖胖的和尚好对付，但其他三个丑八怪不知深浅，得想个办法智取。于是就装成一个被山贼吊起来的小孩，编的理由也充满童趣：我爷爷叫红百万，结果我爹不争气，就成了红十万，还给人借高利贷，结果血本无归，最后发誓不借了，结果就把我爸杀了，抢了我妈，把我吊在这里（貌似妖精眼里的山贼都是这种喜欢留活口的）。唐僧信以为真，救了他下来。这时候他知道孙悟空已经看出来了，但是偏偏就要孙悟空背他。你不是挺厉害吗，俺就挑你玩。于是就在孙悟空的背上使了一个千斤坠，想压垮他。后来听出孙悟空不耐烦了，马上就分身跳到空中，孙悟空将背后的假身摔成粉粹，这一下彻底激怒了他，“这猴和尚，十分惫懒!就作我是个妖魔，要害你师父，却还不曾见怎么下手哩，你怎么就把我这等伤损!早是我有算计，出神走了。不然，是无故伤生也。若不趁此时拿了唐僧，再让一番，越教他停留长智。”其实红孩儿未必是想吃什么唐僧肉，但心里不服，想教训一下猴子，这也和当初的孙悟空独挑十万天兵何其相似。
　　 之后孙悟空跑到火云洞前亮明了身份，说俺是你孙叔叔呢。按理说孙悟空应该是他的偶像，但内心深处，他对已经投降的孙悟空肯定已经不大服气了。追风少年哪会有永远不变的偶像，更不会管什么长幼尊卑。双方第一轮PK之后，孙悟空见识到了他火的利害，于是还是他老一套，上天搬救兵。这一段的描写非常有意思，雷公、电母、风伯、云童、龙王一起过来，阵容强大。“鲨鱼骁勇为前部,濆痴口大作先锋。鲤元帅翻波跳浪,鯾提督吐雾喷风”，像不像当年十万天兵齐聚花果山的气势？当一个人一旦归顺到敌对的利益集团中时，对原有集团的绞杀往往最积极。远如宋江、洪承畴，近如某些精英，莫不如此。
　　 这一次PK的结果似乎和当初花果山一样，不同的是身份作了对调，也许在这时候，红孩儿终于找到了曾经父亲给他说的那种感觉。孙悟空如以前的哪吒一样，遭遇到惨败，被烟熏得够呛，又跳到水中灭火，“怎知被冷水一逼，弄得火气攻心，三魂出舍。可怜气塞胸堂喉舌冷，魂飞魄散丧残生!”除了对大翅金鹏之外，这是他最窝囊的一次。怎么办呢，当初玉帝请如来，我就请观音吧。这时候他已经翻不动跟头了，还好猪八戒主动请缨，担当了去请领导的任务。三国时曹真与诸葛亮祁山交战，王郎也是主动请缨：“老夫自出，只用一席话，管教诸葛亮拱手而降，蜀兵不战自退”，结果一上来诸葛亮几句一骂就挂了。没有金刚钻甭揽瓷器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岗位，你猪八戒安心的喂喂马调节一下气氛就行了，领导不是谁都能请的。果然红孩儿变成观音，轻轻松松的捉了呆子回洞。
　　 红孩儿虽然叛逆，但是比较孝顺，请了6个小妖去请他爹来吃唐僧肉。孙悟空又变成牛魔王的样子进了火云洞，对红孩儿说儿子呀，这孙悟空很厉害，惹不起呀，红孩儿手说这不是长他人志气，灭孩儿的威风吗，我看他们也就是这个本事。言外之意就是老爹你当初是不是骗我哟，这猴子也不怎么厉害嘛。之后孙悟空又说今天不吃斋，引起了红孩儿的怀疑。就说最近有强人给我看相，问我八字，我忘了你告诉我吧，孙悟空说爹老了，记不起来，这一下彻底露馅。当然，这时候的他已经不敢交战，跑了出来，红孩儿说“罢，罢，罢!让他走了罢，我吃他这一场亏也!且关了门，莫与他打话，只来刷洗唐僧，蒸吃便罢。”到底是老牛的儿子，现实稳重，如果多几个妖精象他这么想，唐僧估计早就连渣渣都没有了。此时的孙悟空在干嘛呢？他哈哈大笑，对沙僧说自己占了上风，给红孩儿当了一把老爹，让他给俺磕头，爽呆了。典型的阿Q思想，真不知道以前那个桀骜不羁的猴子到哪儿去了，正统永远都是使人丧失个性的。
　　 最后还得领导出面解决问题。红孩儿见了观音，不屑一顾，“咄!你是孙行者请来的救兵么？”，然后举枪就刺，与当初孙悟空初见如来何其相似。之后又坐上了观音的莲花台，“好妖精，他也学菩萨，盘手盘脚的，坐在当中”，不知道此时孙悟空看见这个孩子，有没有想起他当初“皇帝轮流坐，今年到我家”的豪迈。
　　 但观音出动，死亡和归顺，只有这两个选择。结局不言自明，红孩儿如孙悟空一样，被带了金箍，被迫投降（如网友所说，这个金箍就是观音贪污得来的）。而不久之后，过通天河时，孙悟空去请观音相助，又碰见了已经成为善财童子的红孩儿。红孩儿这时对他说：“孙大圣，前蒙盛意，幸菩萨不弃收留，早晚不离左右，专侍莲台之下，甚得善慈。”，孙悟空也说：“你那时节魔业迷心，今朝得成正果，才知老孙是好人也。”看到此处，我只能感叹：被洗脑这真可怕。孙叔叔，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玉面狐狸，二奶的先锋模范
　　
　　 要说《西游记》中，最有女人缘的，除了唐僧之外，就属于牛魔王了，两大美女铁扇公主和玉面狐狸都对他死心塌地。唐僧是金蝉子转世，根正苗红，而且确实有一副白净皮囊。尽管罗嗦了一些，但对于性饥渴的妖精来说，有吸引力毫不奇怪。但牛魔王就他那一副尊容，能够有大奶有二奶，有什么原因呢？
　　 牛魔王和罗刹女怎么结合的在此姑且不考，主要说说为什么会和玉面狐狸走到一起。用火焰山土地老儿的话说是“……积雷山摩云洞，有个万岁狐王。那狐王死了，遗下一个女儿，叫做玉面公主。那公主有百万家私，无人掌管；二年前，访着牛魔王神通广大，情愿倒陪家私，招赘为夫。”根据这句话，可以这样想像：应该是那万岁狐王临死的时候，不放心女儿（从后面来看，这玉面狐狸确实没什么法力），因此叮嘱她说，一定要尽快找个男人。但这男人有两个条件，一个是有本事，能够保护她。一个是忠厚老实，不至于是因为贪图她的百万家财而骗她。
　　 其实说起来，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的真的不容易。首先说有本事，对于妖精界来说，人首先就可以排除了。神仙呢，前面已经讲过天仙是不能结婚的，那地仙呢，大都是些老和尚臭道士，肯定也不会感兴趣。由此选择目标只能锁定在妖怪身上了。玉面狐狸认识最多的肯定就是狐狸精之内的，但《西游记》里面好像没出现过什么利害的狐狸精，即使有，深为同类的玉面公主肯定深知狐狸的狡猾，因此也不会选择。可先想象可怜的玉面妹妹在老爸死了之后，四处漂泊，渴望觅得一个如意郎君。当往往是老实的没本事，有本事的不老实，终于有一天，碰到了牛魔王，不由得心头一亮：我要找的，不就是他吗？72变在妖精界没几个人能做到，更重要的是他是一头牛呀？牛都不能相信还能相信什么东西？于是就心甘情愿的当了牛魔王的二奶。
　　 所以说，他们的结合起因并不是因为爱情的火花，而是或多或少的有一些现实的因素。但不管怎么说，玉面狐狸成功的塑造了一位完美二奶的形象，甚至可以说、堪称古往今来二奶的先锋模范，其成功之处有如下几点：
　　
　　一、目的单纯，不得陇望蜀，不以破坏家庭为己任。
　　 男人包二奶最怕的就是引火烧身，但玉面狐狸却目的单纯，“我因父母无依，招你护身养命。”不像有些二奶，要了车子要别墅，要了别墅还要位置。玉面狐狸非但没想过取代铁扇公主的位置，反而能与铁扇公主和睦相处。难怪后来孙悟空对玉面狐狸谎称说是铁扇公主请牛魔王回去，会大发雷霆“：这贱婢，着实无知!牛王自到我家，未及二载，也不知送了他多少珠翠金银，绫罗缎匹，年供柴，月供米，自自在在受用，还不识羞，又来请他怎的！”二奶自己贴钱讨大奶的欢心，牛魔王真乃人鬼神塞三届第一幸福男人。
　　
　　二、懂得如何迎合男人。
　　 简单的说，就是大奶不能给的，我这儿都能给，男人缺啥就补啥。这一点说得容易做起来难。为什么牛魔王会两年来不回家一直在玉面狐狸这儿？其中的原因不难明白。
　　 大家知道，铁扇公主是个会家子（估计他们的结合也是因为切磋无疑擦出火花的“，书中对她的描写是“手提宝剑怒声高，凶比月婆容貌。”活脱脱一个巾帼不让须眉的形象。泼辣有余而温柔不足，生活中多了刀光之气而少了一些文雅之风。而玉面狐狸恰恰就是摸准了这一点，且看对玉面狐狸的描述：
　　 双睛蘸绿横秋水。湘裙半露弓鞋小，翠袖微舒粉腕长。说甚么暮雨朝云，真个是朱唇皓齿。锦江滑腻蛾眉秀，赛过文君与薛涛。
　　
　　卓文君和薛涛，可都是著名的才女。作者是在暗示这个玉面狐狸除了漂亮还颇有文才，对比起喜欢舞刀弄枪的铁扇公主，牛魔王自然喜欢和玉面狐狸在一起。而且她善于撒娇，颇有小女人的味道。被孙悟空欺负后，“跑得粉汗淋淋，唬得兰心吸吸，径入书房里面。原来牛魔王正在那里静玩丹书。这女子没好气倒在怀里，抓耳挠腮，放声大哭。”如此一副娇滴滴的模样，自然能让老牛获得在铁扇公主面前得不到的男性尊严，如果不能让老牛动心？
　　
　　
　　三、善于提升和改变男人
　　聪明的女人善于改变男人，换句话说就是懂得如何提升老公的形象和生活质量。且看孙悟空在500年后重逢牛魔王时，老牛的打扮：
　　 头上戴一顶水磨银亮熟铁盔，身上贯一副绒穿锦绣黄金甲；
　　 足下踏一双卷尖粉底麂皮靴，腰间束一条攒丝三股狮蛮带。
　　
　　 看到这里，不由得想起《水浒传》中林冲的出场。其实林冲的形象在书中描述是“豹头环眼，燕颔虎须，八尺长短身材”，就是一个张飞呀，但为何印象中却是一个儒雅的形象呢，主要是他出场的打扮：“头戴一顶青纱抓角儿头巾，脑后两个白玉圈连珠鬓环。身穿一领单绿罗团花战袍，腰系一条双搭尾龟背银带。穿一对磕瓜头朝样皂靴，手中执一把折迭纸西川扇。”这主要是因为其娘子之功。可见身边有个女人是多么的重要。
　　 正因为有了一个好女人，牛魔王能在500年后更加英俊潇洒，而且能成为龙王的座上宾，生活档次日渐提高。孙悟空呢，曾经美猴王没有女人约束，惹出祸事受难500年，如今只落得头上一个紧箍圈。同是当初的兄弟，500年后差距挺大的。
　　
　　 可惜的是，就是这样一个几乎完美的二奶，却被猪八戒一钯拍死了，香消玉殒，而且还“拨衣察看”。可是从头至尾，这个玉面狐狸也不曾作错什么，而且结果他生命的居然是最好色的猪八戒。每当看到这里，不由得扼腕叹息。

 

-------------------

 

大鹏金翅：真正的自由斗士
　　
　　 《西游记》中出场的诸多妖精，谁对孙悟空造成的威胁最大？毫无疑问是大鹏金翅。虽说很多妖怪与孙悟空对阵都是“不分胜败”，但对孙悟空基本上构不成致命的威胁，唯有大鹏金翅，则是彻底完胜孙悟空。观音给了孙悟空三根救命毫毛，孙悟空唯一一次使用就是被大鹏金翅装在“阴阳二气瓶”中。即便是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紫金葫芦中，孙悟空都能毫发无损，但在阴阳二气瓶中，第一会体会了恐惧的滋味：“别事好处，这三条火龙难为。再过一会不出，弄得火气攻心，怎了？……怎么好?孤拐烧软了!弄做个残疾之人了！”，同时居然“忍不住吊下泪来”，也就是这时候，才想起救命毫毛来（第一次读原著时，见着孙悟空迟迟没用救命毫毛，心里还想这是不是观音菩萨的心理战术，让孙悟空在降妖时能够勇往直前）。如果说这一次大鹏金翅的胜出是靠了宝贝，那他们第二次直接PK则是彻底压倒了孙悟空。那一次悟空、八戒、沙僧和三怪群殴，八戒和沙僧早早被擒拖了后腿，孙悟空以一敌三眼见不敌，便一个筋斗云逃跑。这时大鹏金翅追来，一翅就是9万里，两翅就追上，“悟空被他一把挝住，拿在手中，左右挣挫不得。欲思要走，莫能逃脱。即使变化法遁法，又往来难行”。简直就和《大话西游》中观音对至尊宝一样，被捏在手里唧唧直叫，不是一个等级的。再次逃出后，大鹏又放出话来，说唐僧已经被吃了，孙悟空居然就相信了，但也只敢跑到狮驼洞欺负小妖精出气。之后也不敢言报仇，只想跑到如来那里取紧箍，“下这个箍子，交还与他，老孙还归本洞，称王道寡，耍子儿去吧。”，完全不考虑八戒、沙僧这时候还可怜巴巴的躺在蒸笼里。谁会想到，未来的斗战胜佛居然气馁如斯，可以说从武力、智慧上，大鹏都是完胜。
　　 且不说武力超群，更重要的是大鹏金翅是《西游记》中真正的自由斗士，孙悟空和他相比逊色了很多。孙悟空最多算是一个草根造反派，典型的农民起义者。第一次招安，封了一个弼马温，就非常满足了，尽职尽责。如果不是得知这个官“没品”，恐怕就一直当下去了。后来入住“大圣府”，自以为逍遥自在，“闲时节会友游宫，交朋结义见三清，称个‘老’字；逢四帝，道个‘陛下’”，自以为已经进入了上流社会圈子，心满意足，待到得知蟠桃会没有受邀，才得知自己依然没有进入“编制”，再次造反。后来西天取经，也是为了“修得正果”。总之，我一直不同意孙悟空是一个真正的自由派，其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得到承认。名利名利，名在利前呀。
　　 再看大鹏金翅。大鹏金翅是什么身份？用如来的话说，“自那混沌分时，万物有走兽飞禽。走兽以麒麟为之长，飞禽以凤凰为之长。那凤凰又得交合之气，育生孔雀、大鹏“，在那个时候，如来的菩提树还不知道在哪儿呢。后来如来在修炼时被孔雀吞了，不好意思从肛门出去，想办法从孔雀脊背中挖了一个洞跑了。后来得道后想报复，但被其他佛劝告“你是从孔雀中跑出来的，杀他就是杀你妈（照此说法，孙悟空不知杀了多少个妈了），不人道”，于是就封孔雀为佛母孔雀大明王菩萨，名为册封，实际上就是在灵山软禁。
　　 但不管怎么说，大鹏乃飞禽之祖凤凰之子，算得上是“太宗”了，而且也算是如来的舅舅，体制中人，和草根孙悟空相比，他就算是皇亲国戚。但大鹏居然视这一切如粪土，他何尝不知道靠和如来的联系，在灵山能轻轻松松的混个“一品佛”级别，但“我辈岂是蓬蒿人”，大鹏毫无犹豫的就革了自己家族的命，想依靠自己的本事自由自由闯天下。不依靠任何裙带关系建立了狮陀国，这也是妖精界唯一一个国家，正是宣布革命力量从农村走入了城市。即便是最后，面对如来的承诺，他依然说：“你那里持斋把素，极贫极苦；我这里吃人肉，受用无穷；你若饿坏了我，你有罪愆。”就是，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如来总以为他灵山是极乐世界，又焉能理解自由的好处。可悲的是，如来的法力一直延续至今，至今依旧强迫万民接受某些东西。也正因如此，尽管大鹏吃人有罪，但居于体制之中敢于放弃利益追求自由，不靠裙带关系而努力打拼，在我看来，也堪称可爱一妖亦。

 

-------------------

 

观音贪污
　　当初，如来命观音前往东土大唐寻取经之人，给了观音三个箍，见下文
　　 如来又取出三个箍儿，递与菩萨道：“此宝唤做紧箍儿。虽是一样三个，但只是用各不同，我有金紧禁的咒语三篇。假若路上撞见神通广大的妖魔，你须是劝他学好，跟那取经人做个徒弟。他若不伏使唤，可将此箍儿与他戴在头上，自然见肉生根。各依所用的咒语念一念，眼胀头痛，脑门皆裂，管教他入我门来。”
　　典型的暴力方式，不服就整的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谁知道观音也有自己的小算盘。
　　给唐僧招聘的员工只有孙悟空一个能打的，其余两个一个只管保护师傅，一个只管挑担牵马，美其名曰：合理的人员配置
　　结果把另外两个箍给了红孩儿和黑熊怪
　　红孩儿做了贴身使唤
　　黑熊怪做了保安
　　如来看到取经任务完成，也就睁一眼闭一眼了

 

-------------------

 

被遗忘的卵二姐，男人的劣根性
　　
　　 在《西游记》中有一个特别的妖精，她的名字在全书中仅仅出现过一次，而且从未正面出场过。但就是她，却与书中一位男主角有着莫大的关联。没错，这个人就是猪八戒的前妻——卵二姐。
　　 观音奉旨上长安路上，在福陵山碰到了猪八戒，卵二姐通过猪八戒的叙述有了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出场：“叫做福陵山。山中有一洞，叫做云栈洞。洞里原有个卵二姐。他见我有些武艺，招我做了家长，又唤做‘倒门’。不上一年，他死了，将一洞的家当，尽归我受用”，也就是说，这个卵二姐，就是猪八戒的结发妻子。
　　 整部书中，关于卵二姐的信息，仅仅如此，之后猪八戒也从未提起这个名字。顺便先说一下猪八戒，央视《西游记》电视剧中，猪八戒的塑造是取经4人组中与原著差距最大的，可以说大大美化了这个呆子。首先形象上，书中的描写是“卷脏莲蓬吊搭嘴，耳如蒲扇显金睛。獠牙锋利如钢锉，长嘴张开似火盆。”活脱脱一个直立野猪形象，据对不是电视剧上那种宠物猪般的憨态可掬。同时在原著中也远没有电视剧上那样可爱，丫就一混球，动不动就挑唆唐僧念“那话儿经”，折磨悟空。打妖精屁用没有，捏软柿子辣手摧花倒很在行，玉面狐狸、杏仙都是他的牺牲品。就这样一个一无是处的家伙，卵二姐为何会“招做家长”呢？
　　 书中引用八戒的话是“他见我有些武艺”，但据我分析，这不是主要原因。首先，在观音碰见猪八戒时，他依旧在吃人度日，日子过得比较凄惨，可见卵二姐的“一洞家当”并不是玉面狐狸的百万家财，可能就是一些普通的家具和农具，卵二姐没必要屈尊找一个这么丑的家伙来保护。第二，猪八戒虽然有武艺，但在妖精界最多属于二流，没有绝对竞争力。在我看来，可能有两点原因：一个是猪八戒曾经作为天神的光环。尽管书中没有讲明卵二姐是何方来历，到底是妖精还是人精，但从其名字、还有其“家当”来说，应该是一个土根小妖，而且早亡，因此法力一般，所以猪八戒曾经的天蓬元帅身份对于她来说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就象现在某些女人一样，外国人哪怕长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也觉得比国内的男人有魅力）。第二个原因多半是出于同情，猪八戒说他被贬下界时 “不期错了道路，投在个母猪胎里，变得这般模样。是我咬杀母猪，可死群彘，在此处占了山场，吃人度日。”公务员身份没有了、被毁容了、还不小心弑母弑兄成了孤儿。曾经的天蓬元帅落到这般境地，可能触动了卵二姐那善良的心。同时天涯沦落人，这样就到了一起。
　　 因此说卵二姐作为猪八戒是结发妻子，是有恩于他的。除了给了他一个家庭让他在凡间有了一个港湾，还教会了他很多东西。比如劳动，自食其力嘛。猪八戒还是普通人时就“自小生来心性拙，贪闲爱懒无休歇”，之后当了天将就肯定不会劳动了。但在高老庄，据八戒自己说，“我得到了你家，虽是吃了些茶饭，却也不曾白吃你的：我也曾替你家扫地通沟，搬砖运瓦，筑土打墙，耕田耙地，种麦插秧，创家立业”，都是一些技术活，多半应该是卵二姐教的。同时，面对性欲旺盛的猪八戒，卵二姐也尽心尽力尽了一个妻子的责任，在“四圣试禅心”一回中，猪八戒想吧贾家三姐妹都招了，还说“那个没有三房四妾?就再多几个，你女婿也笑纳了。我幼年间，也曾学得个熬战之法，管情一个个伏侍得他欢喜。”这“熬战之法”幼年间还未发育完全如何学得，后来学道、上天更加没有机会，多半是卵二姐教的（高翠兰更加不可能），只是这呆子不好意思说罢了。
　　 但是，在卵二姐死后不久，猪八戒就去高老庄当了女婿。之后要么经常提起嫦娥，要么经常说回高老庄，似乎从来没有怀念自己的结发妻子。也许在猪八戒看来嫦娥是她的初恋，而且身为天宫名媛，拿得出手，可以炫耀。高翠兰也是大家闺秀，书香门第。而卵二姐呢，可能相貌一般，而且就是一个土根小妖，觉得配不上他。其实他不知道只有卵二姐才是真心待他的，他几乎被嫦娥玩死，高翠兰更是只当他是一只野猪，家人相尽办法欲除之而后快。
　　 男人的劣根性在猪八戒身上显露无疑。总有人说是想寻找真正的爱情，追求真正的幸福。但真正在选择时，基本上都会用下半身来思考。说得冠冕弹簧，所谓缘分，所谓共同语言，但真正的龌龊想法内心自明，羞于出口。卵二姐和《飞狐外传》中程灵素何其相似，程灵素堪称金庸笔下最痴心女子，且性格才华远超袁紫衣，但只因相貌一般，不入胡大侠的法眼，当然他自己是绝对不敢承认的。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男人之贱，自古皆然。
　　 都说美女难以获得幸福的爱情，但反过来说，丑女就能获得幸福的爱情吗？恐怕比例会比美女小得多吧，即便是修炼得温柔贤惠涵养多思知书达理，哪怕喜欢的男人是如此不堪。古往今来，多少凄美爱情流传，可几个女主角不是美女？灰姑娘首先也是美女，其次才是舞跳得漂亮。我身边好几个女性朋友都跟我抱怨为何自己付出一切，但男朋友总是不冷不热。对此我只有沉默，因为真相往往就是这么残酷。

 

-------------------

 

黑熊怪，加强版许三多
　　
　　 在《西游记》的妖精体系中，黑熊怪是孙悟空加入取经团队之后碰到的第一个对手。同时，这也是一位“非主流”的妖精，非常值得玩味。
　　 首先，在黑熊怪如何与取经团交恶的起因上。绝大部分妖精都是冲着唐僧去了，要么是中意他的肉，要么是中意他的童贞，但黑熊怪是看中了他们的财产（这和黄狮精很像，他们确实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不要说熊罴不喜欢吃人，在碰见孙悟空之前，唐僧出长安遭遇的首难就是一位熊山君，刚开始就把唐僧的几个随从吃了。黑熊怪出场本身是想做好事的，观音院的金池长老看中了唐僧了宝贝袈裟，见财起意，想一把火烧死唐僧师徒。没想到孙悟空也不是省油的灯，借了一个避火罩将唐僧罩住，然后还助了一把风，火烧观音院。那黑熊怪作为金池长老的朋友，岂能坐视不管，“呀!这必是观音院里失了火，这些和尚好不小心!我看时，与他救一救来”。由此可见，这也是一位“人妖”类型的。不过到达火灾现场时，偶尔发现了宝贝袈裟，同时看到屋顶上还有人在助风。也许一方面是看见和尚们都在救火没有性命之忧，另一方面看见有人在放风，心想这观音庙是不是准备搞腾笼换鸟拆迁重建，因此也就断了救火的念头，拿了袈裟走人。而且说他偷袈裟也有些冤枉，因为后来他准备“佛衣会”，还给金池长老发了请柬。由此可见，他当时只当是捡了一个意外之财。
　　 那么，黑熊怪是何许妖也？与普通妖精占山为王打家劫舍欺负山神土地用人打牙祭不同，这黑熊怪是一个很讲究生活格调的人。观音院的院主介绍说“我这里正东南有座黑风山。黑风洞内有一个黑大王。我这老死鬼常与他讲道”。而且他的那位仓狼朋友凌虚子虽然武力很菜，但也是一位得道中人，还会自己炼制仙丹。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可以看出这位黑熊怪平时的生活圈子还是非常风雅的。而且他居所的地段、房屋的装修也很有讲究。且看对黑风山的描述：“万壑争流，千崖竞秀。鸟啼人不见，花落树犹香。雨过天连青壁润，风来松卷翠屏张”。进入其洞府之后，则是“临堤绿柳转黄鹂，傍岸夭桃翻粉蝶。虽然旷野不堪夸，却赛蓬莱山下景”。而且洞门口还有一幅对联： 静隐深山无俗虑，幽居仙洞乐天真。在《西游记》中，一般妖怪的洞府都描绘成阴森恐怖的模样，惟有此处不吝笔墨，白描了一处蓬莱仙境的景致。就同房产开发商经常说的一样，“居所是身份的象征”，可见这黑熊怪就脱离了普通的“山妖”级别，与那些只知道吃人肉的低级别妖精不是一个级别，连孙悟空都感叹 “这厮也是个脱垢离尘知命的怪物”。
　　 同时其修为委实不在悟空之下。相对于对其居所的描述，书中对其外貌的描述很少，除了说他的打扮之外，长相就是“一个黑汉”。但可以看出，虽然不是很英俊，但已经有了人形，这对于男妖精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貌似女妖精这方面很占便宜，稍微有点道行就能蜕变成一个美女）。从武力上来说，孙悟空自己也承认，“我也硬不多儿，只战个手平。”要知道猴子可是极少这么自谦的，而且这黑熊怪没有金钢琢、阴阳瓶之类的核武器，可是一招一式的和孙悟空PK的。其实也就是从黑熊怪开始，孙悟空才知道500年后已经不再是他的江湖，关键时刻还得找领导，由此奠定了整个西行平妖的基调。
　　 不过这黑熊怪最让人敬佩的是他的内涵，这是与其它妖精最大的差别（黄狮精相对来说也是一个好妖，但多是天性使然，没有文化奠定了他的悲剧）。可爱妖精还有一个共同点是有了好处想着大家，因此黄狮精得到了武器想开“钉钯会”，黑熊怪也想开“佛衣会”，还给金池长来发了一份请柬。文如其人，这份请柬足以显出他的内涵：
　　
　　 “侍生熊罴顿首拜，启上大阐金池老上人丹房：屡承佳惠，感激渊深。夜观回禄之难，有失救护，谅仙机必无他害。生偶得佛衣一件，欲作雅会，谨具花酌，奉扳清赏。至期，千乞仙驾过临一叙是荷。先二日具。”
　　
　　 文采斐然吧，比那些只知道“小的们，把这呆子刮了毛蒸上”的妖怪不知高了几个等级。而且我最欣赏的是他和孙悟空第一次PK时，双方互通姓名，孙悟空来了一个长篇自我介绍：“自小神通手段高，随风变化逞英豪…………（以下省略434字，总之是把他如何出身、如何学道、如何龙宫抢宝地狱逞凶、如何大闹天宫等等光辉履历全部重复了一遍” ），没想到黑熊怪听他罗嗦完了，就说了一句话,“呵呵，你原来就是弼马温呀”，非常无厘头。让我想起张飞和马超第一次见面时，张飞大呼：“认得燕人张翼德么！”他自以为在长坂桥喝退曹操大军之后就天下闻名了，没成想马超来了一句，“吾家屡世公侯，岂识村野匹夫！”，一下子就捅到了张飞的痛处。同样，弼马温也是孙悟空永远的痛。也许黑熊怪的言外之意是这样的：瞧瞧你学道之后都干了些什么，在花果山呼五吆六，下海打劫地狱捣乱，结果天宫一招安就屁颠屁颠的得意忘形。俺的本事不在你之下吧，可在这里潜心修道，清幽自在。同样是野兽过来的，做妖的差距杂就这么大呢。
　　 说到这里，回过头来谈谈许三多。许三多最大的优点是能坚守自己的精神家园，“好好活就是有意义，有意义就是好好活”。其实这也是一种简单主义，坚持追求，从而获得成功。许三多根本不是一个聪明人，而选择这种生活态度却是一种聪明的方式。黑熊怪相对许三多来说其实要聪明很多，实力相对来说也强很多。但和许三多一样，他也坚持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其实做妖做到他这一个档次，九天揽月下海捉鳖，可以做得事情太多了。但他选择了低调，在黑风山悠然过自己的小日子，和三五好友一起潜心修道。其实他知道，这是最能保护自己的方式。妖精界的处境之残酷在《西游记》中随处可见，谁叫你没有编制、没有背景呢，稍微有点名头上头就要防着你。树大招风，这是最能保护自己的方式。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能活在自己的价值体系中，才是高明的选择。
　　 因此，他的结局也比其它妖精好了很多。其实即使没有碰见这档子事没有遇见观音，他只要这样过下去，步入正统是迟早的事情（最后孙悟空还要打死他就显得有些混账了，你可以去龙宫抢金箍棒，我捡了你一件袈裟就不行呀）。当然，有的人也说他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其实对于他来说应该不会怎么想。常和他一起讲道的金池长老本身就是观音院的，现在能经常在观音身边，肯定是求之不得。你可以说你比我优秀，但你不能说就比我幸福。袜子合不合脚，只有自己才知道。

小时候看《西游记》的电视剧，就觉得里面的那些妖精不如想象中的讨厌。虽然有些长得奇形怪状一点（但大部分比八戒哥哥也好看很多），但很多都是大大咧咧傻乎乎的形象。后来看了原著，才发现了里面很真不乏很多可爱的妖精，倒是很多神仙有些不地道。金庸先生估计受了《西游记》很大影响，其小说里往往名门正派两面三刀阴险毒辣，邪教旁门则光明磊落豪情千云，与《西游记》中的仙界和妖界何其相似。
　　 似乎除了玉皇大帝之外，神仙是不能有公开的配偶的，因此就连玉帝的女儿春心萌动也得屈尊跑到凡间来勾搭。不仅是神仙本身不可以，就连他们的宠物也不得交配（文殊菩萨就干脆把他的青毛狮子阉了，典型的虐待动物）。于是一些神仙或是宠物实在憋不住了，就只能跑到凡间来泡妞。但我发现《西游记》中凡是属于此类的，都是妻管严性质的，尊重女性，绝无家庭暴力的倾向（反倒是几位女妖精对御弟哥哥没那么好的耐心，只差霸王硬上弓了）。
　　 28回中出场的黄袍怪，就是奎木狼星下凡。因为他在天上和一个点香的女服务员勾搭上了，女服务员知道天宫的章程，为了不耽误情郎的前途投胎到宝象国当了公主。奎木狼星“不负前期，变作妖魔，占了名山，摄他到洞府，与他配了一十三年夫妻”。为了爱情不做神仙偏做妖，不离不弃，有情有义。都已经捉住唐僧了，而且此时悟空已被赶回了花果山，没甚顾虑。可是就因公主说想“斋僧还愿”，就放了唐僧：“浑家，你却多心呐！甚么打紧之事。我要吃人，那里不捞几个吃吃。这个把和尚，到得那里，放他去罢。”他何尝不知道人和人不一样，吃了这个白面和尚胜过修行百年，但为了爱情，也就忍痛割爱了，类似有人为了同老婆平淡到老宁可不去兑换500万大奖，实在令人感动。可惜公主实在不知道这个人是前世情郎，活脱脱的与唐僧师徒串通，拆散了自己的家庭，奎木狼星也被贬到太上老君那里烧锅炉去了（不过貌似没烧几天就官复原职了，后来孙悟空对黄眉怪和犀牛精都出场过，估计后台很硬）。
　　
　　 奎木狼星好歹也过了13年的性生活，而且还生了几个孩子。但思凡的宠物就没这么好的运气了，比如观音的金毛犼。这只宠物本来可谓是西游记中最有心计的妖精，即使是下凡来偷情也是精心策划：原来当初佛母孔雀明王（如来名义上的老妈）生了一对龙凤胎小鸟，结果雌鸟飞过朱紫国时，被正在打猎的朱紫国王子射伤了。老太太大发雷霆，说“奶奶的这么小的鸟都不放过，还有王法吗，还有法律吗？我一定要让你三年没老婆、三年生大病”。典型的睚眦必报（貌似神仙都是这样的小肚鸡肠，比如文殊菩萨不过让人在水里泡了三天就要让人在井里泡三年。玉帝更加无耻，不过一个市长推翻了供桌让你水果没吃成就让全市三年不小雨）。不想佛母的这番话被金毛犼听到了，等朱紫国王子继位之后，就化成妖精抢了他的老婆。选择在此作案可谓天衣无缝：即使是观音抓住他了，他也可以说这是佛母的懿旨呀，我再给国王消灾呢，这样观音也不敢说什么。
　　 不过就是这个精心的策划，却受到了一位老头的破坏，就是紫阳真人（难道是这老头嫉妒，和法海一样），给了王后一件软猬甲。这样金毛犼就苦了，近身不得，面对一个美人可远观而不可亵玩鄢，真是何其痛苦。但即使这样，对王后还有彬彬有礼。后来孙悟空变成小妖“有来有去”，让那王后把金毛犼的铃铛骗来，因此王后让金毛犼来喝酒：
　　
　　 娘娘叫：“有来有去，快往前亭，请你大王来，与他说话。”好行者，应了一声，即至剥皮亭，对妖精道：“大王，圣宫娘娘有请。”妖王欢喜道：“娘娘常时只骂，怎么今日有请？”行者道：“那娘娘问朱紫国王之事，是我说：‘他不要你了，他国中另扶了皇后。’娘娘听说，故此没了想头，方才命我来奉请。”妖王大喜道：“你却中用。待我剿除了他国，封你为个随朝的太宰。”
　　
　　 此段可见，这金毛犼这几年确实过得不容易，“娘娘常时只骂，怎么今日有请？”这句话说起来真是颇多辛酸，原来不仅仅近不了身守望门寡，还天天没有好脸色，做妖精居然窝囊到了这个地步。但即使如此，只要王后对他稍好便受宠若惊，而且后来还把命根子紫金铃铛交给她保存，这是好男人一个。
　　 也许有人要问，那金毛犼不是时常从朱紫国后宫抓一些侍女过来吗，难道没有霸王硬上弓？据我分析，没有的可能性很大，这金毛犼反倒用情专一。且看孙悟空变成侍女春娇二盗紫金铃的描述：
　　
　　 “假春娇”在旁，着意看着那妖王身上，衣服层层皆有虼蚤跳，件件皆排大臭
　　虫；子母虱，密密浓浓，就如蝼蚁出窝中。不觉的揭到第三层见肉之处，那金铃上纷纷垓垓的，也不胜其数。“假春娇”道：“大王，拿铃子来，等我也与你捉捉虱子。” 那妖王一则羞，二则慌，却也不认得真假，将三个铃儿递与“假春娇”
　　。
　　 “一则羞，二则慌”，羞是因为这金毛犼实在是一个专一的好妖，而且可能个岁菩萨许久，心底单纯。慌是因为怕和春娇肌肤相触，惹心上人见怪。可怜的赛太岁金毛犼，精心策划的三年温柔乡梦境，竟在紫阳真人、观音、孙悟空的联合绞杀下化为一场空。

 

-------------------

 

除了这些情深意重的妖怪，还有一类妖怪是属于“妖亦有道”的。比如上面提到过的金毛犼的喽罗“有来有去”。金毛犼的先锋被孙悟空痛打一顿后，回来哭诉。金毛犼火了要替手下报仇，便让有来有去去下战书（打架也这么光明正大，不愧是名门之宠物），半路上被孙悟空遇见了，只听有来有去自言自语说：
　　 “我家大王，忒也心毒。三年前到朱紫国强夺了金圣皇后，一向无缘，未得沾身，只苦了要来的宫女顶缸。两个来，弄杀了；四个来，也弄杀了。前年要了，去年又要，今年还要，却撞个对头来了。那个要宫女的先锋，被个甚么孙行者打败了，不发宫女。我大王因此发怒，要与他国争持，教我去下甚么战书。这一去，那国王不战则可，战必不利。我大王使烟火飞沙，那国王君臣百姓等，莫想一个得活。那时，我等占了他的城池，大王称帝，我等称臣，虽然也有个大小官爵，只是天理难容也！”
　　 看到这里，不由拍案叫绝，一是为“有来有去”，一时为《大话西游》，这部电影比电视剧更深得电视剧的精髓，正如唐僧在里面所说的，“妖如果有人的善心，就不是妖了，是人妖”。这位有来有去应该就是属于“人妖”类型的。“大王称帝，我等称臣，虽然也有个大小官爵，只是天理难容也！”，这句话由小妖说出，真乃吴承恩老先生的一大绝笔。可惜这个小妖被孙悟空弄成了“有来无去”，确实不够厚道。

 

-------------------

 

要论整个《西游记》中最质朴天真的妖精，自当是莲花洞里的两个小妖，一个叫精细鬼，一个叫伶俐虫（这两个名字和奔波儿灞、灞波儿奔一起，堪称《西游记》中四大经典命名）。
　　 可这两个小妖既不精细，也不伶俐，被孙悟空骗了还帮他数钱。这两个小妖拿着红葫芦和玉静瓶去收压在山下的孙悟空（由此可见他们的老板金角大王对他们非常信任，敢于把宝贝交给两个小喽罗）。不成想孙悟空提前出来了，化装成一个道士，先是和他们搭讪，说要看一下他们的宝贝，两个小妖想都不想就第给他了（由此可见整个莲花洞都是纯朴善良之辈，不然哪会如此信任陌生人）。孙悟空也是“猴有猴道”，没有撅屁股就跑， “不好，不好!抢便抢去，只是坏了老孙的名头。这叫做白日抢夺了。” 于是变出一个大葫芦出来，弄了一个障眼法，说是能装天，果然把这两个小鬼唬住了，轻易的就用一根毫毛骗来了两个宝贝。想必一方面是莲花洞平时民主惯了，精细鬼和伶俐虫敢于自作主张。一方面想必也是他们对于老板也是忠心耿耿，决不放过替他们占便宜的机会。交换完毕之后还赌咒发誓：“我两件装人之宝，贴换你一件装天之宝，若有反悔，一年四季遭瘟。” 妖品真的是没得说。
　　 等孙悟空走开后，他们喜滋滋的想装天时，孙悟空一收毫毛，葫芦不见了。这下他们急了，“怎的好，怎的好!当时大王将宝贝付与我们，教拿孙行者；今行者既不曾拿得，连宝贝都不见了。我们怎敢去回话?这一顿直直的打死了也!怎的好!怎的好！”一般这种情况，造成了公司重大损失，肯定是屁股一拍走了了。但两个小妖居然敢回来，更想不到的是，老板居然就“罢了罢了”，连他们自己也没有想到，“造化!造化!打也不曾打，骂也不曾骂，却就饶了。”看来这妖精的世界有时真比人的世界民主很多。那两个瓶子可是老板吃饭的家伙呀，试想如果孙悟空把唐僧的紫金钵盂弄丢了，少说20遍的“那话儿经”是免不了的。

 

-------------------

 

《西游记》中最和谐的妖怪
　　 《西游记》中最能与人和谐相处、善良为妖的，应该是虎口洞的黄狮精。从书上的描述来看，应该是那种在山里低调做妖的那种，当孙悟空问天竺王子附近是否有妖怪时，王子们说“孤这州城之北，有一座豹头山。山中有一座虎口洞。往往人言洞内有仙，又言有虎狼，又言有妖怪。孤未曾访得端的，不知果是何物。”，由此可见，至少不少那种残害生灵兴风作浪的妖怪，不然也不会连王子都不清楚。
　　 可惜也活该他倒霉，看上了孙悟空他们三位的兵器，偷了过来，这也许是黄狮精生命中第一次偷窃。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后来黄狮精筹备开“钉钯会”，需要猪羊，居然是拿了20两银子差两个小妖“刁钻古怪”和“古怪刁钻”下山去买（两个小妖在路上还盘算拿点回扣落几两银子买棉衣穿，做妖精辛苦到这地步也够没面子的）。你想，作为一只狮子，准确的说，是一只成了妖精有了点本事的狮子，连猪羊都是拿钱去买，那打家劫舍估计更是不可能。至于银子嘛，多半是卖点金狮毛、泡点狮骨酒得来的。也有可能是帮山下的老百姓干活挣点辛苦钱，不然怎么会首先喜欢钉钯。
　　 却说刁钻古怪和古怪刁钻下山的路上被孙悟空发现了，使了个定身法。然后孙悟空和猪八戒变成他们的模样，沙僧化装成一个羊倌，一起去虎口洞送猪羊来了。对黄狮精说，“买了八口猪，七腔羊，共十五个牲口。猪银该一十六两，羊银该九两。前者领银二十两，仍欠五两。这个就是客人，跟来找银子的。”换了别的妖精，甭说不找银子，估计把沙僧连人带羊一起吃掉了。不过这黄狮精不仅给沙僧补了5两银子，还同意管沙僧一顿午饭吃。沙僧进洞看见了自己的兵器，那黄狮精还叮嘱他说：“客人，那中间放光亮的就是钉钯。你看便看，只是出去千万莫与人说。”丝毫没想杀人灭口，唉，做妖精居然和谐到这个地步。
　　 可惜，所谓人有人道，妖有妖法。做人就要准备被人吃，做妖就要会吃人。但这黄狮精如此做妖，实在是太没有职业道德了，因此也就很难有深厚的背景。结果和有来有去一样，因为没有后台撑腰得不了善终，被活活打死，家眷喽罗也被孙悟空连窝端了。反倒是比他凶得多的九灵元圣因为太乙天尊的保护，毫发无伤。和谐黄狮精，真是《西游记》中的一大悲剧。